引子

近期，中国二季度的GDP增速公布，同比增速在+4.30%，经济韧性很强。

但是，社零增速却比较低，二季度同比增速在+0.2%，尤其是5月份，单月录得负值。

对于“外需强+内需弱”的局面，不少投资者已经见怪不怪了，更有甚者，大部分人已经默认这个局面会继续保持下去。

有意思的是，近期官方公布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并试图改变这一局面。

如上图所示，这份规划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即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

也就是说，它把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服务性消费占比过低，并暗示我们：只要提高服务性消费的占比，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服务性消费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服务性消费、剩余价值实现和内循环畅通的问题。

什么是剩余价值实现

为了理解“剩余价值实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在一个缺乏投资机会的封闭经济体内，你是一个地主老财，雇佣了很多佃农，到了年底，支付掉佃农的工资之后，你结余了十万斤粮食，这就是你所获得的剩余价值。

于是，问题来了，你能一个人消费掉这十万斤粮食吗？并不能，物理世界限制了你的消费能力。在这个框架下，我们遭遇了产能过剩。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特殊的机制，把剩余的初级产品转化成高级服务。

在开放经济体中，你会把这些粮食卖掉，然后，去购买任何想要的服务；在封闭经济体中，你会雇人建一个宅子，然后雇佣上一大堆服务人员，让你在这个宅子舒舒服服地生活。通过这些服务人员，你把初级产品转化成你所需要的高级服务。

如上图所示，当我们把这个故事扩展到了整个经济，那么，我们会发现古代“城乡二元结构”的精髓：

1、农村作为生产中心，提供整个经济所需要的初级产品；

2、城市作为实现中心，把一部分初级产品转化为高级服务；

3、农村和城市紧密结合，构筑了整个经济循环；

抚养比、商业繁荣和国家安全

然而，这套体系有一个天然的缺陷：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放任资本，那么，整个经济体会陷入“囚徒困境”，即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会扩大剩余价值实现，从而导致农业凋敝而服务业膨胀（ps：现在叫做产业空心化）。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本质。其背后的机制能解释一系列谜题，为什么文明往往会被野蛮所颠覆？？

这是因为，文明意味着高效率的剩余价值实现，意味着服务业发达，意味着较高的抚养比，意味着脆弱，意味着缺少粮食；野蛮意味着低效率的剩余价值实现，意味着服务业不发达，意味着较低的抚养比，意味着坚韧，意味着不缺少粮食。然而，战争打得就是粮食和后勤补给。一旦一个高抚养比的经济体和低抚养比的经济体发生碰撞，先崩溃的往往是高抚养比的经济体，于是，我们会有种错觉——文明往往被野蛮所颠覆。

因此，理性的统治者会为了国家安全来抑制剩余价值实现，避免抚养比上升到危险的程度。

通过国家安全和资本繁荣这对根深蒂固的矛盾，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搞“重农抑商”。表面上看，“商”指的是商业，实则不然，它所代表的是“不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剩余价值实现”。

如上图所示，追逐繁荣是资本的商业本能，代价是提高抚养比；对称的，国家安全是一切的根基，它要求抚养比不高过一定的比率。于是，两股力量针尖对麦芒，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外循环以及内部矛盾的转移

那么，有没有办法既确保国家安全，又不影响剩余价值实现呢？？有，那就是依靠外需完成剩余价值实现。

如上图所示，在开放经济体中，一国可以把一部分初级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以便实现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生产国可以有两个实现中心，一个是外部实现中心，一个是内部实现中心。不难发现，这是一条十分安全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抚养比保持低位，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所有的产能都得到实现，剩余的初级产品都出口到了国外。

更进一步，当生产中心产能保持一定时，内循环总量和外循环总量之和保持恒定，即二者存在一个跷跷板的关系：外循环量要上去，内循环量就要下来；内循环量要上去，外循环量就要下来。

显而易见，中国正处于“外循环强+内循环弱”的格局之中。不少人把这种情况叫做“通缩”，实际上，大错特错，这根本不是“通缩”，而是服务业收缩。对称的，欧美那种情况也不是“通胀”，而是服务业扩张。

如上图所示，出口国的K型分化和进口国的K型分化实质上为一个整体：出口国有较低的抚养比和收缩的服务业，进口国有较高的抚养比和膨胀的服务业。由此所产生的通胀或者通缩根本不是货币现象，而是，贸易不平衡现象。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框架下，矛盾发生了转移，从国家安全和商业繁荣之间的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事实上，进口国一定会认为出口国占了自己的便宜，频繁地去搞贸易摩擦和战略讹诈。

扩大内部实现中心的必要性

当捋顺了服务性消费、剩余价值实现和内循环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能理解《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

目前，我们所遭遇的外需环境十分恶劣：

1、两年美债利率维持高位

2、原油供给持续遭到威胁

3、国际贸易争端频发

当地时间2026年7月20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服务法》（DSA）对速卖通开出5.5亿欧元（约42.5亿元人民币）罚单，这是DSA全面实施以来的最高金额处罚，超过了此前对X平台的1.2亿欧元和对Temu的2亿欧元。

因此，外部实现中心的不确定性在急剧增加，为了保障生产，让我们的产出充分向产出边界靠拢，我们很有必要扩大内部实现中心，以填补外部实现中心收缩所形成的缺口。否则，等外围真出事情，内部实现中心又衔接不当，那么，生产中心很容易出现冗余。

构建高质量的内部实现中心

此外，在扩大内部实现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审慎地做出区分，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和低质量的服务供给。

譬如，理论上，“黄赌毒”也算服务业供给，也能充当剩余价值实现的功能。但是，这是跟我们高质量发展道路相违背的，需要坚决杜绝。我们再想临时凑数，也不能搞这几个坏东西。

因此，在《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我们专门提到了“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也就是说，在扩大内部实现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住“高质量”这条底线，不能被“数量膨胀”所迷惑，盲目地去扩大内部实现中心。

那么，高质量的服务业供给有什么新的范例吗？有的，譬如，近几年有关部门所推行的“好房子”政策。在这个政策下，更多的小区会提供更加优质的物业服务供给，这些更加优质的物业供给背后是大量的服务业岗位，这些岗位又会带来大量的初级产品需求，从而帮助大量的初级产品完成剩余价值实现。

因此，只要“好房子”政策推行得足够广、足够深入，那么，大量优质服务业岗位会产生出来，从而推动内部实现中心高质量扩张。

好的供给才能带来好的需求，才能带来社会需求的全面扩张。

因此，我们一定要杜绝旧经验和旧思想的诱惑，一谈到扩张服务业，就想到KTV、餐饮、娱乐等等，不顾一切地去搞滥竽充数。

结束语

最后，我们会发现，剩余价值该如何实现是政治层面的东西，要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这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能涵盖的，你越用西方经济学看就会越离题万里。

关于如何实现剩余价值，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阶段一、在我们发展的初期，这个问题十分简单，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基建投资是当之无愧社会共识；

阶段二、随着基建投资饱和，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该如何剩余价值实现，变得分歧巨大，不少人会讲，奋斗了半天，我们还不能享受享受吗？在这个阶段，扩大出口是一个搁置争议、闷头赶路的选择。

阶段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份额的继续扩大，贸易争端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于是，那些人又出来了，既然外部阻力那么大，我们自己享用掉不就可以了吗？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不能被这些人所蛊惑，盲目冲量，国内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回顾这三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持续地在“如何剩余价值实现”这个问题上优中选优，采取了最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选择，才导致我们“内需不足、更多地依赖外需”。然而，“内需不足”的局面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们探索出一条“高质量服务业供给”的道路，“内需不足”的局面将成为过去式。

ps：数据来自wind，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