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银行首席合规官的聘任公告密集登场。合规，这个曾经隐没在内控条线角落里的专业职能，如今走到了董事会与高管层的聚光灯下。

从国有大行到股份行，从城商行再到农商行，“首席合规官”五个字，已成为近一年银行业的醒目标配。

伴随着合规职能从后台规则上升为治理底线，银行机构的经营逻辑也面临着重塑。这轮首席合规官的密集聘任动作有何驱动因素，已上任的首席合规官又有何任职特点？今晚的“愉见财经”邀您一起来聊聊。

“顶配”与“延伸”

截至7月15日，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已有超过35家机构宣布了首席合规官人选。

分银行类型看，六家国有大行全部完成首席合规官人员聘任；12家股份行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10家机构完成配置；上市农商行动作也很快，10家机构以100%的聘任率全面推动首席合规官的职务落地。

值得说道的还有，不同类型的银行，在配置模式上呈现出不同路径。国有大行中，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储这五家由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交通银行则由首席风险官兼任。

总的来说，“顶配”模式直接将合规工作拉升到银行治理的最高层级。这样的层级在推进工作中有啥门道呢？“愉见财经”听业内评论称，最重要的一点是，行领导具备全局视野与资源调配权，尤其是当合规工作涉及跨部门利益时，能够高效实施统筹决策。

“顶配”模式之外，亦有银行探索差异化路径。2026年5月，江西银行打破惯例，聘任合规部总经理出任首席合规官，成为目前上市银行中罕见的“部门总”履职案例。

首席合规官在总行层面密集登场的同时，还朝向其它业态进行延伸——比如理财子公司作为独立持牌机构，同样被纳入首席合规官的配置范畴。

从行业实践来看，多家理财子公司的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已获监管核准，如北京金融监管局核准赵蕾担任北银理财首席合规官；青银理财总裁杜杰兼任公司首席合规官；农银理财则在2026年3月原首席合规官辞任过后，由总裁毛焱兼任该职务。

而在信用卡中心这一专营机构，合规官的岗位设置也在逐步落地，成为银行业合规治理领域的新动向。

2026年6月，由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的批复内容显示，已核准闫春仲担任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合规官的任职资格。在此之前，广发银行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副行长张恺兼任该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合规官。

“纲举”与“目张”

银行首席合规官的密集登场，核心驱动因素为监管制度的系统性升级。

2024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于同年12月正式发布，并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文件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在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原则上在省级分支机构或者一级分支机构设立“合规官”。同时，文件还指出首席合规官的定位与角色：发挥“上下传导、左右协调、内外沟通”的核心功能，统筹推进合规管理工作。

在职责权限上，新规赋予了首席合规官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权力——对重大决策、新产品、新业务持“一票否决权”，并建立了向董事会与监管机构的直接报告路径。

在任职资格上，首席合规官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且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 从事金融工作八年以上且从事法律合规工作三年以上；
• 从事法律合规工作八年以上且从事金融工作三年以上；
• 从事金融工作八年以上且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如果是由行长（总经理）兼任首席合规官，这种情况可以豁免任职资格许可。

结合机构实践情况看，银行首席合规官的选拔虽有一些外部招聘，但目前仍以内部提拔与高管兼任为主。从内部提拔或高管兼任，意味着这样的合规人才熟悉本行组织架构、业务模式与风险管理文化，上手快且协调成本低。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国有大行，在股份行与中小银行中，副行长、行长助理、首席风险官等高管兼任已成为主流模式。

例如今年5月，民生银行首席合规官黄红日任职资格获批，其身份为民生银行现任副行长；光大银行首席合规官由副行长杨文化兼任，于2026年2月完成核准；平安银行的首席合规官，则由当时的行长助理吴雷鸣兼任，后于6月获批副行长任职资格。

“职能”与“效能”

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为金融机构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依照文件，不符合《办法》规定的应在过渡期内完成整改。

过渡期这一明文约束，直接驱动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首席合规官聘任节奏。随着大限临近，各银行须在过渡期内完成合规架构调整，由此推动银行机构在今年上半年密集发布首席合规官的聘任公告。

站在2026年7月这个时点，过渡期虽已收官，但首席合规官的配置在银行机构间尚未完全到位，缺口主要集中在中小银行群体。有观点认为，中小银行首席合规官虽在制度层面已经确立，但现实运行中仍面临权责边界模糊、协同机制缺失、资源保障不足等多重瓶颈。

表面现象可能是，与大行相比，中小银行合规人才储备力量没那么强，且囿于中小银行高管职数、组织架构等客观限制，中小银行首席合规官普遍采取多岗兼任方式，难以实现专职专任。

但更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权限不到位，权责边界没厘清，“形似神不似”。“愉见财经”从业内听闻，一些中小银行存在挂名现象——“首席合规官”虽有其名，但其实没有足够的权限，难以真正开展独立的合规监督工作。

所以说，制度的搭建与岗位的落定只是迈出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或许在于，如何将合规职能从悬空的纸面落到更实际的经营之中。

基于此，行业正在围绕首席合规官的职能定位与制度保障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从当前探索与实践来看，银行首席合规官的演进路径已初步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关乎配置模式的优化，二是关乎职能效能的深化。

形式上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选择“专职专任”。（备注：其实我们觉得形式没有实质重要，但基于这确实是一个动向，今晚文章里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也注意到界面新闻援引一位股份行首席合规官表示：考虑到合规工作在银行经营中的重要性，未来专业化首席合规官可能会是一个方向。

更重要的是职能的到位，从“制度搭建”转向“深度履职”保障效能。如何确保充分授权，分析称，在机构内部充分培育合规文化，同时将合规管理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将成为银行首席合规官下一阶段的核心命题。

从2024年末《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尘埃落定，到2026年至今首席合规官全面铺开，银行业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一场治理层面的系统性升级。

首席合规官的密集落地，与其说是一朝之功，不如说是一场持久工程。它考验的并非是银行机构有没有设立岗位，而是合规文化能否真正融入经营血脉。

这道闸门已然落下，但水流的方向，仍需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