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美联储宣布成立5大工作组，并任命15名美联储外部智囊，负责审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5大工作组将分别围绕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管理、数据采集、生产率和就业、以及通胀框架5大主题，跟踪证据、提供反馈，并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供专业支持。智囊团成员包括美国顶尖大学杰出的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和前央行官员。这些智囊在相关领域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专业理念是否与沃什一致并不是选拔的唯一标准。一方面反映出沃什在政、商、学届都保持活跃，人脉广泛；另一方面，智囊团的专业水准也反映了沃什的“品味”。根据美联储官网资料以及美联储2026年半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5大工作组及主要任务分别为：

政策沟通组

任务是评估美联储沟通的形式和功能。评估美联储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如何传达政策审议和决策，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揭示风险。智囊领头人（Task Force Leaders）包括：

Peter R. Fisher：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销福斯特商学院的实务教授。专业方向为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目前也兼任贝莱德基金资深顾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董事会成员。他还于2001年—2003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高级顾问，提供包括对美国金融机构、公共债务管理、资本市场、政府金融机构、联邦贷款、财政事务、政府资助企业和社区发展方面的咨询，并在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董事会、美国航空公司稳定委员会（ATSB）董事会任职，还曾担任养老金福利担保公司的财政部代表，是“六边形”专业智囊。1985年—2001年曾任职于纽约联储，担任纽约联储执行副主席及公开市场操作执行人，对美联储系统的运作规则较为熟悉。1989年—1990年在国际清算银行担任G10央行间清算机制委员会秘书。美元是国际货币，因而从国际组织的角度审视美联储也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沃什曾强调过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数位智囊团具有国际组织经验也表明沃什在为理念付诸行动。

Fisher曾在2019年胡佛研究所出版的著作中撰写了《联储应该膨胀还是苗条》（Should the Fed“Stay Big” or“Slim Down”）一文，核心观点是美联储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高的超额储备金，可能会限制美联储调控长期利率的能力，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17年在格兰特利率观察家春季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取消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主题演讲。他认为货币政策正常化需要的不仅仅是将短期利率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以往状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挑战是纠正在解释和理解货币政策方面形成的陋习。关于货币政策的“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他认为首先须就“目标和指标”重新建立共识性。除非美联储坦诚地对待不确定性，否则它们不能也不会重新获得信誉。还多次在金融时报撰文阐述量化宽松的弊端，比如他认为伯南克的QE创造了流动性陷阱（2012年11月），QE降低了市场回报（2012年6月）。2018年11月曾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大逃亡：为什么说双重目标还不够》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双重目标（就业+通胀）忽视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他还批评了美联储2020年以来的透明沟通，点阵图和前瞻指引表面看是“预期管理”，实际是把市场参与者赶进同一个交易方向、同一个头寸结构，一旦转向，大家都转向同一个出口，流动性瞬间蒸发。他认为美联储应该少预设利率路径、多对市场运行保持敬畏，多承认不确定性，他认为美联储当时的与市场的沟通已变成“讨好市场”。这一点与沃什主张取消前瞻指引，减少美联储对利率和经济等数据预测等理念一致。

Arminio Fraga：巴西资管机构Gávea Investimentos创始人。1999 年至 2002 年曾担任巴西中央银行行长，1993年至1999年在索罗斯量子基金任董事总经理。1999年1月巴西雷亚尔固定汇率崩盘，Fraga临危受命担任巴西央行行长，同年7月推动建立巴西浮动汇率制度。他任上搭建了巴西的通胀目标制，具体包括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设定政策利率目标，公开市场操作盯住隔夜利率，若通胀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央行需要做出解释，目前该行仍然沿用这一制度。2003年发表的《通胀目标制在新兴经济体的实践》（Inflation Targeting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s）（与Goldfajn和Minella合著）的文章中提出，面对供给冲击，应当先判断会不会持续，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同时把沟通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在沟通政策上，主张设立可验证的问责机制；认为通胀回归目标的路径比下次加不加息更重要。他认为政策沟通和央行信誉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财政纪律的重要性，认为财政纪律是降低通胀、利率和风险溢价的重要基础。总体上，Fraga与沃什的从业经历某些方面比较相似，都具有市场从业经历，都看重政策的可验证效果。Fraga任上政策效果显著，特别是建立的通胀目标制仍然沿用至今，是对他政策效果的一种认可。由于巴西常年较高的通胀，因而其实际也比较符合当前美国面对的状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Fraga 2003年发表的文章依然能够解释后来疫情时期美国持续的高通胀，反映了他的专业水准。虽然巴西只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和经济制度远不及美国发达，但Fraga的执政思想和理念当前仍然值得美联储借鉴。

Mervyn King：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曾在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91年进入英格兰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兼执行董事，1997年升任副行长，2003年出任行长。1997年英国工党获得大选胜利成为新的执政党，时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赋予英国央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2007年Mervyn King曾在媒体采访时表示，在1997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经常与时任首相经济顾问爱德华.鲍尔斯讨论英国央行独立性的问题，甚至谈到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架构及可能成员的一些细节”。独立后的英国央行组建了货币政策委员会，Mervyn King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投票委的委员。在他担任央行行长的时候，也曾投票支持加息，也有投票被否决的时候，用行动捍卫英国央行的独立性。2007年英国北方岩银行挤兑事件中因初期拒绝对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鹰派立场”受到批评。2016年出版《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批评了20世纪70年以来“三大实验”叠加导致金融炼金术失效。一是央行独立性和控制通胀，导致忽略实体经济；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债务持续；三是放松监管加上金融创新，失控的衍生品让银行摆脱约束，机构“大而不能到”，三者单独看没有问题，但叠加在一起造成系统性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他曾提出“全天候典当铺贷”机制，主张银行需在央行存放抵押品以获得流动性支持，而不是将行业银行的准备金提高到100%的基金状态，用抵押品机制代替央行最后贷款导致的道德风险。2020年出版《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与合John Kay合著），书中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把“极端的不确定性”偷偷降级成了“风险”来处置，把所有关于未来的事都塞进概率模型，这是“概率殖民主义”。他们批判了DEGE模型；认为把完全理性人的假设简化为现实，是一种具体性错置（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认为经济社会具有“非平稳性”，不受科学定律主导，寻找最优解行不通。他是叙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计算概率不如通过叙事）（Narrative Reasoning），人类本质是“讲故事的生物”。应当通过演化理性来代替“公理理性”，认为真实世界的家庭、企业和政府不是做最优解，而是通过集体协作，做“足够好”的解。决策应当渐进式，不断找到比现在更好的解。

资产负债表政策组

检查美联储当前资产负债表制度的成本、收益和制度影响，包括充足的准备金制度和资产持有的构成。研究资产负债表制度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替代方案。该工作组的领导层包括：

Karen Dynan：哈佛大学经济系和肯尼迪学院实践教授，兼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主要领域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消费者行为等。她曾于 2014 年至 2017 年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和首席经济学家；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经济研究项目联席主任；1992-2009 曾任美联储资深经济学家；2003-2004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她在2023年出版的《居高不下且不断上升的美国联邦债务：原因和影响》中阐述了对联邦债务看法，认为美国债务的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即使在乐观的经济情景下，债务也将很快达到远高于历史经验的水平，她认为虽然大幅度缩小赤字的政策变化会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影响，但它对联邦预算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必要的。

Raghuram Rajan：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银行和货币政策、公司金融、政治经济学、社区和经济发展。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印度储备银行第 23 任行长；2015 年至 2016 年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副主席；2003 年至 2006 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总监。代表作《断层线：隐藏的裂缝如何仍然威胁世界经济》《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第三支柱：市场和国家如何让社区落后》。他曾明确表达了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准备金的担忧，主张缩小央行长期介入市场的程度，以避免金融体系形成结构性依赖，也曾表示试图将资产负债表缩至历史水平绝非易事。

Jeremy Stein：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兼任NBER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行为金融学和市场效率；企业投资与融资决策；公司内部的资本配置、银行业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研究领域偏向公司金融，可能成为微观角度改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美国债务的智囊。2012年5月至2014年5月，曾担任美联储理事会成员；2000 年—2010年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系。2025年4月曾发表一篇名为《美国债券市场的问题并不全与特朗普有关》（The bond market’s problems aren’t all to do with Donald Trump, write Anil Kashyap and Jeremy Stein），他认为2025年4月美国国债遭到大幅抛售，原因是拍卖需求疲软、价格波动较大，甚至市场上有“贱卖”的说法。他认为特朗普“对等关税”颁布之后，美国国债被无序抛售，部分原因是国债市场运作方式存在脆弱性。因为养老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公司债券基金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期货和利率掉期等国债衍生品的用户，他们在这些衍生品和短期公司债务中持有多头头寸，以建立一个既具有额外收益（来自公司债务）又具有适合他们的期限结构的资产组合。他们一般会购买长期公司债务，但数量还不够。所以他们使用衍生品作为替代品。对冲基金扮演了货币市场基金和国债市场的“主要”交易商角色。货币市场基金通常贷款给交易商，交易商再将钱借给对冲基金。这个生态系统有几个弱点。一是它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依赖，如果它们在市场动荡期间面临撤资，货币市场基金可能会失去放贷。第二个风险是经销商，他们可能会减少贷款。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来自对冲基金。当波动性上升时，他们可能会退出高杠杆交易以防止损失。对于任何单一对冲基金来说，这可能都是谨慎的风险管理，但如果很多对冲基金同时这样做，价格就需要下跌才能吸引其他对冲基金取代它们。这种行为加剧了特朗普关税引发的最新动荡。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当波动性增加时，期货交易所会提高对对冲基金的保证金要求。此类追加保证金通知还可能迫使对冲基金解除他们宁愿保留的基差交易，迫使他们出售现金国债，甚至以甩卖价格出售。正如美联储过去所做的那样，直接购买国债的问题在于，它可能看起来像“量化宽松”——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来放松货币政策——这并不是美联储现在想要发出的信号。相反，它应该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工具（SPV），或许与财政部合作，接管对冲基金将倾销的对冲长期国债加短期期货组合。

数据采集组

任务是评估新的数据源并考虑改进依赖的信息，提高为美联储政策判断提供信息的实际经济信号的质量和及时性。成员包括：

Raj Chetty：哈佛大学公共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以及克拉克奖章（授予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未来之星。研究方向为税收政策、失业保险、教育和经济适用住房等领域。善于利用大数据构建经济追踪指标，他与Nathaniel Hendren一起创办了Opportunity Insights，该机构利用大数据研究经济科学，探索如何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成功机会。Chetty教授可能为美联储内部搭建经济追踪指标体系，并利用大数据提供更广泛的预测结果供参考。

Doug McMillon：沃尔玛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拥有阿肯色大学会计学士学位和塔尔萨大学 MBA 学位。他1984 年开始在沃尔玛工作，最先开始担任小时工，2014 年 2 月至 2026 年 1 月担任沃尔玛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25年4月22日，McMillon曾与塔吉特百货CEO布赖恩.康奈尔，以及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巨头家得宝董事长共赴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就美国关税政策对依赖进口的零售商业模式进行讨论。沃尔玛在美国销售的商品中约三分之一依赖全球进口，中国与墨西哥是最主要供应国。McMillon与特朗普商讨关税的经历，以及沃尔玛的零售商品数据和零售端一线管理经验，对跨境电商和全球供应链业务的直接参与，有助于美联储从微观更真实的了解美国个人消费和通胀数据。由于美国零售对消费至关重要，同时特朗普也有“关税侠”的外号，因此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如何影响美联储决策也十分关键，McMillon的任命在这方面或有帮助。

Kevin Murphy：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杰出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7 年获克拉克奖；BFI 价格理论倡议联合总监。他的研究领域是不平等、失业和相对工资的实证分析，发展经济学以及健康经济学。他出版的《芝加哥价格理论》，被广泛用于衡量、解释和预测市场中的人类行为，通过一个行业、地区或人口群体的整体来研究人类行为，但也通过相关个体模型来阐述由小见大的逻辑关系。

生产力和就业组

评估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型通用技术的经济影响，新通用技术对美联储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影响，并为美联储的政策判断提供信息。成员包括：

Marc Andreessen：网景（Netscape）创始人，被誉为“浏览器之父”。硅谷著名风险投资人，也是AI前沿研究的代表人物。2026 年 2 月，曾捐赠300 万美元助力特朗普阵营。2011年8月20日在华尔街日版的专栏《软件正在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曾提出“软件正在吞噬世界”的观点，认为软件公司将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后来的互联网繁荣证实了它的预测。2023 年 10 月 16 日在其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官网发布了《技术乐观主义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一文，成为硅谷“技术弥赛亚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反驳了“AI 威胁论”和反技术思潮，系统阐述了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足的唯一永久源泉的核心观点，他还认为AI在造就经济繁荣的同时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并且AI带来的生产力将有效去通胀。AI促进生产率增长并降低通胀的观点，与沃什高度一致。他在AI前沿领域的研究也有助于美联储应对AI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Charles I. Jones：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此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职。同时供职于AI巨头Anthropic所属的研究所，致力AI 安全与发展研究。他2019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当选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曾担任顶级期刊《Econometrica》的联合编辑，编写了教科书《经济增长导论》（第 4 版）和《宏观经济学》（第 6 版），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著述丰富，是半内生增长理论（Semi-endogenous Growth）的创始人。2024年12月，在AER Insights发表了一篇名为《人工智能困境：增长与生存风险》（The A.I. Dilemma: Growth versus Existential Risk）的论文，认为人工智能（AI）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增强人类的创新能力，这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可能带来生存风险。创造与人类价值观不一致的超级智能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他还讨论了机遇和风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最佳使用。

Asha Sharma：微软游戏业务首席执行官。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2024 年加入微软，在加入微软之前，她曾在 Meta 及 Instacart 担任高管职务，2024年2月被任命为微软游戏业务首席执行官。Asha Sharma主张将致力于“Xbox的回归”，首先要确保微软旗下工作室能推出优质游戏，同时表示将避免低质量的AI生成内容进入Xbox游戏。作为前AI部门负责人，她反对在游戏中使用低质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认为优秀的游戏故事必须由人类创作，需控制AI应用的质量。微软、Meta 和 Instacart 高管的经历使得她对AI领域的发展前沿有深度认知，这或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供帮助。

通货膨胀框架组

重新审视美联储如何理解和应对通货膨胀的驱动因素，研究如何实现价格稳定。成员包括：

Greg Mankiw：哈佛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学杰出的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2003 年至2005年，曾担任小布什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1987 年曼昆提出“菜单成本理论”，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定基础，与 Ricardo Reis 合作提出的“粘性信息”模型也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菜单成本”是决定价格黏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价格黏性恰恰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也是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伯南克和曼昆都是Stanley Fischer的学生，与伯南克不同的是，曼昆不太赞同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一点与沃什一致。

Thomas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学派领袖，现任纽约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金特认为，恶性通胀的终结并非依靠渐进的需求管理，而是取决于政策体制的系统性骤变。他在经典文献《四次大通胀的终结》中指出，只有当财政体制同步重塑并确立央行法定独立性时，通胀才能被彻底遏制。他还指出，财政纪律也很重要，央行即使收紧货币政策，未来也可能被迫通过债务融资来推高通胀。因此，单靠央行很难在财政失控的情况下长期稳定物价。萨金特强调，居民和企业会根据政府的政策规则及其可信度调整行为。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当期措施，更取决于市场是否相信政策会持续，可信的央行可以用较少的政策动作实现更大的政策效果，这与沃什主张缩小美联储的职能范围相一致。

William White：加拿大多伦多 C.D. Howe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在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央行工作，1988年出任加拿大央行副行长；1995年至2008年担任国际清算银行顾问兼货币与经济部主管。研究领域包括货币政策、信贷周期和金融稳定研究。他主张央行不应仅关注价格稳定，还应纳入信贷、债务和金融周期的考量，对传统通胀框架提出了质疑。2006 年（BIS Working Paper No. 205）《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上许多严重金融危机发生前并没有明显通胀压力，因此消费价格稳定不足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被视为对传统通胀目标制的早期预警。2022年11月曾在一篇名为《央行被警告他们失败的政策》（Central Banks were Warned about their Failed Policies）中讨论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外后果、导致当前通胀反弹的原因，以及中央银行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应对通胀和供应冲击，为什么金融状况过于宽松不利于非通胀的未来。除此之外，他还解释了美元在未来的危机中可能不稳定等等。

综上所述，美联储的智囊团是一个兼有理论和实践，有可考证“政策业绩”的前政府官员和活跃的未来前沿业界专家组成的团队。除了专业理念方面的考量，执政记录也是沃什挑选智囊的重要因素，打下了沃什的“市场派”烙印，与伯南克的风格有较大不同。美联储前官员0入选，某种程度说明沃什对已有的美联储业绩和现有美联储体制的不满。而前英国央行行长入选，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成功且持续维护了英国央行的独立性，这是沃什未来想做到的。侧面也反映出沃什认为美联储与英国央行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沃什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印度前央行行长做智囊，而不只是局限于发达国家央行。除了专业上的认可，一方面当前美国过高的通胀现实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当年的情况相似，而巴西和印度前央行行长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可考证的良好“业绩”，本身就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他们当年的政策主张仍然能够解释后来新冠疫情时期美国的高通胀，证明他们的专业和政策主张是过硬的。尽管某些地方与沃什的想法不一致，如巴西前央行行长认为通胀有供给侧因素，但沃什认为通胀是一种选择，不太认同供给端因素特别是供需两侧共同的因素，但并没有影响他们入选智囊团。不过，15位智囊是否能够，以及多大程度影响FOMC投票委，还是未知数。这些杰出的专业人士，可以肯定的是会影响沃什的行为和决策，但不能确定的是能不能影响FOMC投票委。因为FOMC内部也有非专业的立场，更重要的是数据说话。面对美国庞大的政府债务和债务利息负担，以及会直接开口干预美联储的总统，沃什的智囊团似乎在财政和政治领域还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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