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走到今天，‘战略伙伴’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全球价值兑现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10月28日，金秋的上海，赛默飞世尔科技（以下简称“赛默飞”）中国商务副总裁杨淑雯与恒瑞医药董事、执行副总裁张连山相对而坐，在一场深度对谈中不约而同作出这一判断。

对谈现场

当前，中国创新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国产创新正从跟随逐渐走向领先，产品出海不再止于卖权益，更在建体系；全球化不再靠拼机会，而是拼确定性，整个行业从“创新驱动”迈向“全球化执行成熟”的关键转型期。

面对行业的转折点，恒瑞与赛默飞过去一年纷纷作出全新布局。恒瑞的全球化节奏肉眼可见地加快，凭借License-out、NewCo、战略联盟等方式，探索创新资产全球开发与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与此同时，赛默飞进一步以全球网络资源，助力更多中国创新成果更快、更稳健地惠及全球患者。

在此背景下，这场对谈可谓恰逢其时。围绕“中国创新的全球价值兑现”这一核心命题，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两家头部企业集中表达洞见、凝聚共识。

同日，“2026中国医药创新100峰会”在上海召开，赛默飞与恒瑞医药在会上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支持恒瑞医药的全球开发与商业化。

这份备忘录，也成为对谈中“战略伙伴”一词最具体的注脚。正如杨淑雯所说：“今天的创新药开发，已经从双边供需关系走向更开放的产业协作，我们与恒瑞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全球临床开发、分析检测及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合作，从而提升工艺稳健性、供应韧性及产品上市速度。”

张连山进一步表示，“中国创新药必须在全球市场兑现价值。这条路上，不只需要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补齐全球布局的软实力。能够和赛默飞这样的全球顶尖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对恒瑞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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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终为始 拓局全球

作为全球领先的科技服务企业，赛默飞自1982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已深耕40多年，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创新药的每一次变革。在赛默飞世尔中国商务副总裁杨淑雯看来，当前在政策与产业动能的叠加下，中国创新药正加速走向全球化。

赛默飞中国商务副总裁杨淑雯

一方面，中国创新药正迎来新一轮出海高潮。2026年仅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交易金额已达1100亿美元，约为2024年全年的两倍、2025年全年的3/4；同期全球金额最大的10笔医药license-out中，有8笔的卖方来自中国；并且合作不仅存在于ADC、双抗等领域，也逐步延伸至多肽、小核酸及AI制药等方向。

另一方面，政策红利进一步加速全球化进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并进一步明确到2030年，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保持在20%以上，FIC占全球比例要达到25%以上等。

“中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区域性市场，而是成为全球药物开发战略中日益重要的一环。”杨淑雯这句话，精准道出了当前中国创新药在全球版图中的角色变化。

然而热潮之下，一场全新考验也随之而来。对于中国创新药而言，交易额可以在一夜之间刷新纪录，而让一款药真正走完研发、临床、注册、生产、供应、商业化全流程的全球运营能力，却需要以年为单位去积累。

补齐这套能力体系，是中国药企的当务之急。“生物医药行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让一款好药折戟。”张连山指出，“下一步要思考的，是既要有好分子、做好原始创新，也要形成支撑全球开发和运营的能力，让高价值产品在全球发挥价值。”

恒瑞医药董事、执行副总裁张连山

过去，杨淑雯就见过不少令人惋惜的案例。她举例道，一家中国药企的候选分子很有潜力，但没有从全球开发角度系统识别风险，在针对特定肿瘤适应症设计一期试验时，未充分考察药物对心脏的特定影响，后续全球开发面临较大的监管挑战。

历史的镜子摆在眼前，“以终为始”这个词也在对谈中被反复提及。双方的共识是，中国药企需要“从第一天起”对齐全球标准，在项目早期就以目标市场的监管要求倒推临床证据、CMC和质量体系，而不是等到申报阶段再补课。

在行业深耕多年，张连山对此深有感触，“中国加入ICH后，从分子发现到临床开发，合规逻辑发生重大变化。如今，中国药企产出的数据需要在合规性和质量上获国际认可，这是中国创新资产能被海外大药企引进的底层前提。”

他进一步强调，合作前置正成为趋势，核心是从立项阶段就展开协同。以生物标志物为例，许多标志物无法用常规手段检测，需要高端检测平台。“我们可以和赛默飞在早期联合开发、验证生物标志物，这是指导临床爬坡、加速临床开发的关键环节。”

过去五年，赛默飞在全球范围参与了4200余项临床试验，已支持660余个新药上市，覆盖30余个治疗领域。依托35年以上的全球临床网络及与全球TOP50药企的长期合作经验，赛默飞不仅能协助定制全球临床开发策略，更打通了本土团队与全球资源。杨淑雯透露，赛默飞在中国的员工达6500人，过去一年更是新增了约200名员工专门服务临床运营。

在与中国药企打交道的过程中，杨淑雯也敏锐地观察到，在一些大规模、平台型交易中，早期临床开发就是由中国的合作方来负责。从临床前、甚至候选靶点筛选阶段就开始规划全球开发的临床策略，正成为趋势。此外，过去中国药企供应链布局更多关注成本、交付和本地供应，现在则需要从项目早期同时考虑质量一致性、全球监管要求、供应韧性，以及未来技术转移和规模化生产的可行性。

对此，杨淑雯强调，“我们一直倡导合作从立项阶段启动，让药企不必从0搭建全球资源“。当前，赛默飞的全价值链能力覆盖研发、工艺开发、临床试验、商业化生产，并包含临床供应、物流、真实世界数据及上市后支持。“例如我们的Accelerator项目，整合了CRO、CDMO能力，围绕项目里程碑提供模块化支持，精准适配初创Biotech和大型药企的差异化需求”。

可以说，中国药企正尝试把科学创新、临床需求、CMC、注册和供应链放在同一张路线图上，而这条全球化之路的行稳致远，往往不是在终点有人相迎，而是在起点就有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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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创新最前沿，让突破走到临床

全球价值兑现是终点，研发创新便是起点。近两年，中国药企的创新策略正发生显著变化。

当前，中国药企在治疗领域的布局逐步扩展，正从“扎堆抗癌”走向多元化、差异化。数据显示，肿瘤管线占比从2024年的47%降至2025年的43%，而非肿瘤领域中免疫、内分泌及代谢、皮肤领域临床试验数量位居前三位。

与此同时，中国药企正从单个产品开发向平台化开发转变，通过抗体平台、双抗平台、ADC平台以及先进疗法平台，提高候选分子的产生效率和产品组合的延展性。

产业宏图在扩张，愿景不断抬高，但新药研发的残酷底色始终不变。

数据显示，一款新药从立项到上市平均需要10到12年，单药研发成本10亿到30亿美元，而进入I期临床的化合物不足0.2%，整体临床成功率只有10%。另一组数字则更为“冷峻”：人类生物学与疾病状态极其复杂，已知罕见癌症类型超过200种，罕见病超过7000种，人类蛋白质变体超过25万。

这些数字一次次提醒产业界人士，新药研发从来不是一条线性赛道，而是一场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长期工程。

更关键的是，中国创新正经历一场竞争范式的切换：创新质量持续提升，但真正围绕全新作用机制和靶点的突破性创新，仍有提升空间。

正如张连山所说，“客观来看，目前出海的产品，很多还是差异化产品，并不都是全新靶点”。他也进一步补充道，“产品的差异化同样重要。只要能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解决肿瘤耐药、慢病依从性差等真实临床痛点，哪怕是已有靶点，我也愿意投入。”

一面是新药研发的不确定性，一面是源头创新的迫切性。中国创新药，究竟如何在新药研发的赛道上跑得更快、更准、更稳？

在杨淑雯看来，推动源头创新，必须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强国内高校在生物学、药学等方向的研究合作。当前，依托蛋白质组学等前沿技术，学术界正围绕肿瘤、阿尔茨海默病、衰老等方向开展源头探索。

过去几年，赛默飞的Orbitrap Astral高分辨质谱、Olink PEA技术、冷冻电镜平台已应用于中国多家科研机构，支持疾病机制研究和早期发现。近期，赛默飞还与一家领先的CXO合作，把质谱、冷冻电镜、实验室产品和自动化能力整合在一起，帮助其进一步加强早期药物发现平台。

对谈中，两位还达成另一项共识：中国的源头创新需要的不是单一技术，而是把各类科学工具、数据打通，帮助研究者更早看清疾病机制，筛选优质靶点和候选分子，做出更优研发决策。

换句话说，在生物医药的竞逐中，谁更早、更准地看懂疾病，谁就掌握立项主动权。而科学工具的支撑和数据整合能力，是这件事的核心前提。这也是赛默飞希望扮演的角色——从科学发现和早期研发阶段开始，与中国药企一起提高研发质量与决策效率，让更多有潜力的创新更顺畅地走向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AI成为当前生物医药竞争最关键的变量之一，它正以空前速度重塑新药研发的每一个环节，但AI的价值落地并非易事。此次对谈中，赛默飞在AI领域的布局也成为焦点。

据悉，赛默飞正在将AI融入从药物发现、临床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关键环节。其中在临床开发环节，赛默飞Clinical Trial Forecasting Suite利用AI预测项目交付并优化执行，平均将试验交付周期缩短12周；StudyGage利用超过60000次患者参与决策的洞见，帮助优化方案设计和患者入组。

此外，赛默飞正通过自动化平台，连接药物发现、转化科学和伴随诊断等环节。杨淑雯指出，AI加速靶点发现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湿实验需求，实验室自动化迎来机遇。今年，头部CRO已订购超过15套AI for Science（AI4S）自动化系统，其中超过85%的订单为大型或超大型系统，单套系统平均集成27台设备，最多可集成54台外围设备。这套灵活可扩展的平台可根据需求扩容，后续算力和通量最高可提升2至3倍。

AI究竟如何落地，行业众说纷纭。而杨淑雯给出的判断很“朴素”，“衡量AI价值的标准不是用了多少AI，而是它是否让科学更快、决策更好、质量更高，并最终帮助创新疗法更高效地走向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