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全球肿瘤创新药的技术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单抗到ADC、双抗、细胞治疗，不同技术路线不断冲击既有治疗标准。

其中，ADC无疑是最耀眼的一条赛道：辉瑞、默沙东、AZ全球药企花百亿美金并购、BD不断，AACR、ASCO、WCLC等顶级学术大会上，也一次次出现ADC挑战“金标准”、拿下头对头阳性数据的高光时刻。就在2026世界肺癌大会（WCLC）大会开幕前4天，过去几年几乎缺席全球ADC“军备竞赛”的安进，突然扔下一枚重磅炸弹。

9月8日，安进宣布其DLL3/CD3 T细胞衔接器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联合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一线维持治疗的Ⅲ期DeLLphi-305研究，在预设中期分析中达到总生存期主要终点，并显著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和客观缓解率。

一则重磅消息，把ADC与TCE这两条完全不同的新药技术路线，推到了同一个战场。一边，是ADC正在挑战复发小细胞肺癌原有的二线标准治疗；另一边，则是TCE已经从二线一路前移至一线维持，并继续向一线起始治疗推进。一场围绕小细胞肺癌治疗新标准，乃至ADC VS TCE的技术路线谁更强的竞争，由此浮出水面。这一夜，会成为小细胞肺炎治疗的历史性一夜吗？

狭路相逢

过去几年，肿瘤创新药的竞争，早已不只是新靶点之间的竞争。ADC、双抗、TCE、细胞治疗……越来越多新的技术平台开始进入临床，比拼谁能更精准、更有效地杀死肿瘤。小细胞肺癌，正在成为这些新技术路线正面碰撞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数款ADC瞄准了经含铂一线治疗后进展或复发的小细胞肺癌，并且即将在WCLC上公布总生存期数据。当目光集中在ADC将如何迭代现有治疗手段时，安进携塔拉妥单抗杀了出来。安进宣布DeLLphi-305研究中期分析阳性显示，563名完成“度伐利尤单抗+铂类+依托泊苷”一线诱导治疗、且疾病未进展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塔拉妥单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或度伐利尤单抗单药维持。结果显示，联合方案不仅达到OS主要终点，PFS和ORR同样显著改善，并且没有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

这意味着，患者刚完成一线治疗、肿瘤还没有进展时，TCE就可以提前介入，并且进一步延长生存期。安进称，这是全球首个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一线维持治疗中证明OS获益的Ⅲ期T细胞衔接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同在小细胞肺癌领域，早在2025年，塔拉妥单抗已经在DeLLphi-304研究中正面击败标准疗法化疗，当时的数据显示，中位OS达到13.6个月，对照组为8.3个月，死亡风险降低40%。而对照组除了托泊替康，还包括鲁比奈克定和氨柔比星等常用的复发小细胞肺癌治疗方案。2025年11月，FDA已经据此批准塔拉妥单抗上市。与此同时，TCE还在抢滩更前线的治疗。

安进正在进行的DeLLphi-312 Ⅲ期研究，已经把塔拉妥加入度伐利尤单抗+卡铂+依托泊苷的一线诱导方案，与现有标准一线治疗正面对决；另一项DeLLphi-306 Ⅲ期研究，则继续把TCE向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化疗后的治疗阶段推进。从二线，到一线维持，再到一线起始治疗和更早期疾病，塔拉妥正在沿着整个小细胞肺癌治疗链条向前推进。有海外分析机构预测，到2035年，塔拉妥单抗全球销售额有望达到约27亿-28亿美元。有意思的是，在小细胞肺癌领域，TCE疗法似乎更占优势。

从机制上来讲，与依靠抗体把细胞毒素（payload）“弹头”送进肿瘤细胞的ADC不同，TCE更像一座“桥”：一端抓住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另一端抓住T细胞表面的CD3，把患者自身T细胞直接拉到癌细胞面前完成杀伤，这使TCE具有一种ADC很难复制的“免疫放大效应”。而在小细胞肺癌上，塔拉妥单抗靶向的DLL3又是高度表达、正常组织中较少表达的靶点。一位知名PI此前谈及小细胞肺癌未来治疗时就给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判断：如果TCE能够实现持续有效的抗肿瘤作用，未来“将会远远好于现在的ADC”。

ADC的对手来了？

让全球无数ADC龙头真正难眠的，并不只有一个靶向DLL3的塔拉妥单抗。CLDN18.2、HER2、TROP2、FOLR1……一批ADC热门靶点，都在成为TCE的主战场。两种技术路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同一批靶点、争夺同一批患者，甚至试图进入同一条治疗路径。玩家也迅速多了起来。

DLL3之外，安斯泰来的CLDN18.2/CD3 TCE ASP2138已经在今年8月正式启动一线胃癌/胃食管结合部癌Ⅲ期研究；信达的IBI389同样瞄准CLDN18.2，在胰腺癌等消化道肿瘤中已经释放早期疗效信号；阿斯利康也布局了CLDN18.2 TCE AZD5863。再生元的MUC16、安进的STEAP1、罗氏的CEA等实体瘤靶点上也均有布局。

TCE正在从过去以血液瘤为主的技术路线，快速向实体瘤蔓延。例如在全球肿瘤早期研究重要风向标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AACR）上，一款同时靶向TROP2、HER2和CD3的三特异性TCE ARK102公布临床前数据，在部分模型中的抗肿瘤活性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对照的TROP2 ADC和HER2 ADC；药明生物则展示了一款通过肿瘤酸性微环境“开关”控制活性的FOLR1 TCE，试图解决TCE最棘手的正常组织靶向毒性问题。与此同时，B7-H3/CD3 TCE双抗也已由产品进入Ⅰ期临床。

也就是说，从HER2、TROP2到FOLR1，ADC最炙手可热的一批靶点，TCE几乎都开始围剿。塔拉妥单抗也并非实体瘤TCE唯一的“成功样本”。过去几年，当ADC成为全球制药业最炙手可热的技术路线时，几乎所有肿瘤巨头都在疯狂补牌。

• 2023年，辉瑞斥资约430亿美元直接收购ADC鼻祖之一Seagen；
• 同年，默沙东与第一三共围绕3款DXd ADC达成最高潜在总金额220亿美元的合作；
• 更早之前，阿斯利康也先后押注第一三共的德曲妥珠单抗和德达博妥单抗，两笔合作潜在总金额分别达到69亿美元和60亿美元。

ADC一度像一张跨国药企必须拿到手的“入场券”。安进却是个例外。截至2026年二季度安进公开披露的研发管线中，尚看不到一款由其自主推进的核心ADC资产。相反，安进对TCE的布局却不止于小细胞肺癌。

其另一款靶向STEAP1和CD3的TCE——xaluritamig，已经在前列腺癌中进入快速开发阶段。早期单药研究显示，在目标剂量患者中，其客观缓解率达到41%；此后，安进又进一步探索其与阿比特龙联合治疗，2026年公布的剂量扩展数据中，客观缓解率达到43%，中位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为10.5个月。目前，这一方案已经进入随机Ⅲ期研究。更有意思的是，竞争之余，ADC与TCE也正在走向联合。

在2025年的WCLC上，默沙东就曾展示期收购Harpoon获得的DLL3 TCE gocatamig（MK-6070）联合第一三共B7-H3 ADC ifinatamab deruxtecan（I-DXd）的研究设计。目前，双方还启动了一项面向一线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Ⅰb/Ⅱ期研究，探索TCE与ADC联用的可能性。当然，这远不意味着TCE已经全面胜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机制上来讲，TCE需要直接激活T细胞来完成杀伤，因此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始终是绕不开的问题，初始给药往往需要递增剂量和更加严密的监测；而实体瘤复杂的免疫微环境、T细胞浸润不足以及正常组织低水平表达靶点，也都可能限制其治疗窗口。尽管近年来通过递增给药、分子工程改造等方式，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已经越来越可控，但如何兼顾足够强的T细胞激活与安全性，依然是TCE向更广泛实体瘤拓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相比之下，经过多年发展，ADC已经形成更加成熟的临床开发、给药和毒性管理体系，也不依赖患者自身T细胞是否足够活跃。但ADC同样有自己的“天花板”。其疗效很大程度上依赖细胞毒性载荷，而这些载荷带来的骨髓抑制、胃肠道毒性以及间质性肺病等不良反应，并不会因为抗体实现了精准递送而完全消失。

尤其当ADC从后线不断向一线推进，并进一步与免疫治疗等药物联合时，对长期安全性和治疗窗口的要求被进一步放大。如何在增强杀伤力的同时不让毒性同步叠加，正在成为ADC向更前线治疗拓展时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于是，两种技术路线实际上面临着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难题：TCE要解决的是如何“激活得足够强，又不能激活过头”；ADC要解决的，则是如何装载毒素够多，又不能装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