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伊实质性谈判开启。

关于谈判进程，我们认为现阶段中东局势的核心矛盾已不再是战争风险，而是美以伊各方的国内政治风险，不宜低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完全畅通的阻碍与难度；除代理人武装问题的博弈外，核问题在60天内实现有效成果的难度极高，美伊僵局有长期化的可能，既难以迅速重燃战火，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协议安排。

关于长期影响，我们认为本次冲突将根本改变海湾国家自“阿拉伯之春”后的治理逻辑，重回“安全困境”主导的状态，但产业多元化转型的诉求料将强化，或带来对华在新老能源、数字经济等实体产业的合作机遇。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对华潜在贸易摩擦的市场关注度也在提高。我们认为，虽然当前欧盟对华贸易摩擦或有潜在的升温可能，但鉴于欧盟相对受限的行政权力，政策工具需在严格的立法框架下实施，叠加有限的政策协同能力，或将以“抓典型”为主，这与美国极端的大范围“贸易战”有本质区别。

▍自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各方已进入60天的谈判阶段，我们对后续谈判形势及其对中东地缘格局的长期影响作出如下展望。

根据路透社报道，6月17日以来美伊双方完成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6月22日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

▍聚焦短期的谅解备忘录执行，我们认为现阶段中东局势的核心矛盾已不再是战争风险，而是美以伊各方的国内政治风险，不宜低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完全畅通的阻碍与难度。

我们认为极端战争重启的概率极低。军事资源是预测军事行动的最客观基础，过去数月以来，美国未在中东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大规模军事资源补充，各类战略目标依旧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有效实现。但与此同时，后续谅解备忘录执行和60天谈判仍面临诸多阻碍，不确定性较高，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谅解备忘录与正式和平协定存在本质区别，法律效力和约束机制均不同，特别是该谅解备忘录中存在大量宽泛、模糊的原则性描述，在各方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极易出现对是否违反备忘录的解释争议。

第二，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撬动利益的最大杠杆，更可能利用谅解备忘录的模糊和缺陷，以海峡通航为筹码迫使美国在代理人武装、制裁解除、核谈判上不断作出更大让步，目前各方在黎巴嫩问题上反复博弈就充分体现了伊朗这一谈判策略；而特朗普在近期G7峰会上对全球经济形势、美国能源库存等担忧的表态，进一步强化了伊朗谈判策略的有效性。

第三，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对协议的怀疑与强烈的政治压力，可能对后续谈判造成障碍；鉴于美国国会的怀疑态度，围绕对伊制裁解除是否与国会立法冲突的争议可能发酵；以色列临近的选举压力也可能使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行为更加极端。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不宜低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完全畅通的阻碍与难度，若参考红海危机的历史经验，在2023年底胡塞武装组织袭船事件发生后，由于当地安全局势并未出现长期稳定信号，直到2025年底，根据英国劳氏日报数据，通行苏伊士运河的船班仅约恢复至危机前四至五成水平。

▍着眼中期的美伊谈判进程，当前谅解备忘录落实的障碍主要集中于代理人武装问题，而后续进入核协议谈判阶段，进展或将更加艰难，我们判断核问题在60天内取得有效成果的难度极高，美伊僵局有长期化的潜在风险，既难以重燃战火，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协议安排。

核协议（Agreement）所涉及的细节极其庞杂，这与特朗普政府速成框架性“交易（Deal）”存在根本矛盾，细节而非共识才是核协议成立的关键。

第一，从谈判时长来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伊等七国经过长达20个月的谈判，历经多次延期，方才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若与JCPOA谈判时的形势相比，当前美伊政治互信缺失更加严重、美以伊国内政治风险更为突出、国际协调框架未见雏形，各类现实条件更加严峻。

第二，从协议内容来看，一份完整的核协议至少需要就铀浓缩活动约束标准、核设施改造方案、核原料处置方案、审查机制、制裁解除流程、执行时间表等问题作出全面且详细的规定，如JCPOA的英文官方文本篇幅长达159页。

第三，从协议审批流程来看，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仍需经历国内立法审查、联合国决议等多道审批程序；在伊朗，JCPOA签署后经历了议会、宪法监护委员会和最高领袖的三方批准最终予以实施；在美国，JCPOA虽未单独立法，但2015年生效的《伊朗核协议审查法》（INARA）规定国会对美伊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具有审查权；在国际，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2231号决议在国际法层面核准了JCPOA。

总体来看，我们预计美伊在代理人武装、战略武器威慑、特别是核问题上形成稳定安排的难度极大，短期受限于军事资源约束重回极端战争的概率虽低，但中东历史上“打谈结合”、战争“时打时停”的状况并不罕见，美伊僵局有长期化的潜在风险。

▍展望长期的中东地缘版图，本次冲突将根本改变中东各国特别是海湾国家自“阿拉伯之春”后的治理逻辑，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主导的状态。但在服务业发展遭遇冲击后，海湾国家产业转型与多元化的诉求料将得到强化，或带来对华在新老能源、数字经济等实体产业的合作机遇。

回顾过去，自所谓“阿拉伯之春”事件以来，中东各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和平与发展红利，凭借“避风港”优势高速发展。在此期间，海湾国家对内重构治理逻辑，以经济和产业发展推动秩序稳定；对外推动安全外包，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关键的交通或金融节点，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我们认为，本次美以伊冲突从根本上打破了中东过去十余年的治理逻辑，中东各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可能重新陷入“安全困境”主导的状态，呈现“生存第一、安全挂帅”的思路，这将对内部政策运行、多边外交格局、金融资源流向、产业发展思路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在海湾国家依托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遭受冲击后，其产业转型与多元化诉求料将大幅强化，在此过程中，与中国在新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实体产业合作有望持续深化。

▍除中东局势外，欧盟对华潜在贸易摩擦的市场关注度也在提高。我们认为，虽然当前欧盟对华贸易摩擦或有潜在的升温可能，但鉴于欧盟相对受限的行政权力，政策工具需在严格的立法框架下实施，叠加有限的政策协同能力，或将以“抓典型”为主，这与美国极端的大范围“贸易战”有本质区别。

聚焦短期，一方面，与美国基于总统行政权力的大规模贸易冲击相比，欧盟整体行政权力相对受限，更加依赖已经通过的法律框架，并通过调查、认定、听证、申辩、成员国协调、司法审查等程序执行，范围与速度相对受限。综合来看，我们预计欧盟贸易保护工具的使用，更多表现为对具体企业、具体产品、具体项目和具体违法行为“一事一议”的处理，而非大范围的“贸易战”，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尽管近期欧盟在G7峰会和欧盟委员会会谈上强调该议题，但仍表现出政策协调能力的不足，如G7峰会上美欧日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并不相同，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无意重启对华经贸博弈；而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19日报道，尽管会谈中欧盟各方言辞激烈，但最终仍选择通过对话而非立即采取行动来应对所谓的“全球宏观经济失衡”。

着眼长期，中欧产业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归根结底取决于欧盟自身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我们预计欧盟各领域结构性改革仍面临巨大阻力，产业政策效果仍然堪忧。

▍风险因素：

中美关系超预期恶化；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超预期恶化；欧洲对华经贸政策超预期调整；全球地缘风险超预期上升。

注：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6年6月22日发布的《地缘政治半月谈（23）—美伊谈判进程展望：动机、阻碍与影响》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等）请详见报告。分析师：杨帆 遥远 危思安 张念通 张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