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收入结构正在经历“金字塔型”→“陀螺型”→“橄榄型”的转变。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提升居民机会感和获得感，而非均贫富。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压降民生刚需领域生活成本，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此外，新业态的发展赋予共同富裕更多内涵，涉及衣食住行等民生刚需领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重视政策引导。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提出要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本次财经委会议表述与此前完全一致。

十九届四中全会已将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要任务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均提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本次财经委会议表述与此前完全一致，是对上述政策的再度强调。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暂未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收入结构正在经历“金字塔型”→“陀螺型”→“橄榄型”的转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表述，中等收入标准为三口之家年收入10-50万元人民币，目前全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约4亿人。而2021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表示，我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已经由以低收入人群为主的“金字塔型”逐步向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的“陀螺型”转变，未来将逐步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 从基尼系数来看，2015年后收入不均衡现象有所反弹。2008后，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收入分配结构逐步优化，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回落至2015年的0.462。而2015年后出现了显著回弹，2019年全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有扩大迹象。

• 从财富集中度来看，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相差十倍有余，但差距呈现收敛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额从2010年的32.6%回落至2016年的29.4%，同期后10%的人群占有的收入份额则从2%上升至2.7%。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前20%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80294元，远高于后20%低收入户7869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高收入/低收入比为10.2倍。但相较2018年接近11倍的高低收入人群收入之比，该指标已经连续2年回落，整体呈现收敛趋势。

• 从城乡差距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基本上形成了长期下降趋势。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相较2012年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相较2012年增长104%。两者对比来看，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2年的2.9倍单调递减至2020年的2.6倍，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形成了长期收敛的趋势。

• 从区域结构看，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巨大。除去河北省以外，我国东部省市的人均GDP均超过7万元，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标准；但与此同时，除去湖北省和重庆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普遍低于7万元的标准。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达到约7万元，而全国尚有20个省级行政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335元，不足上海的三成。

▍“共同富裕”已经接力“全面小康”，成为社会民生领域的政策关键词。共同富裕重点在于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机会感，盯住中等及以下收入群体的生活和发展问题，而非“均贫富”。主要政策抓手或包含两方面：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民生保障。

▍抓手一：推进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在内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

• 初次分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贡献超过85%，改革牛鼻子在于健全对劳动、科技、土地等要素合理的市场化评价和报酬分配机制。但劳动报酬比重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分工密切相关，其改善或需时间。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的报酬。目前初次分配占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的85%以上，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现有的初次分配机制存在扭曲要素报酬问题。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分配比重，需要：1）推动产业转移并破除要素流通障碍，促使劳动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2）强化以产权为核心的科技要素市场化评价和分配机制；3）释放农村土地要素活力，帮助近八亿农民实现增收。

• 二次分配将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预计未来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并深化房地产税试点。二次分配是通过国家预算、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等实现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未来政策重点或在于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一方面，我国将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关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政策提法，主要指综合汇算与扣减，早在2018年第七次个税修法时就已在推进；而高收入者税收调节或主要通过完善个税征管、完善财产性税收体制等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房地产税试点政策预计继续深化，试点城市名单有望持续扩充，深圳、海南两地或为改革排头兵。预计试点政策或按照完善征管制度、拓宽税基、适度调整税率、合理优惠的思路稳步推进。此外，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财产性税收是长期改革方向，但其研究或需时间，中短期内或难以落地。

• 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未来政策或出台税收引导等政策鼓励其发展。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其中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1140.46亿元。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不同，三次分配具有其特殊的主动性与选择性特点，并非由利益驱动或公权力强制。未来我国将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一方面，或出台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以健全捐赠制度，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或体现对公益慈善捐赠予的鼓励和支持，与三次分配相配套的实质性税收优惠或将出台。

▍抓手二：降低民生刚需领域的支出与成本。

在2021年1月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总书记提出“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其核心在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包括降低民生刚需领域支出的成本，如住房、教育、医疗。

• 住房：坚定不移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通过住房、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打造房地产长效机制，将有助于实现“三稳”，从而更好减轻社会焦虑、释放内需潜力。其中，7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提出，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我们认为，在优化土地竞拍、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进一步探索房地产税试点及立法外，形成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将成为政策的发力重点。

• 教育：断绝资本化路径以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降低教育支出以推进共同富裕。教育双减政策的出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从短期看，资本快速涌入引起中央重视，不能让教书育人的良心行业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产业；从长期看，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学科类培训本质上是加剧“内卷”，教育成本的下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展望未来，一方面，政策影响供给但需求仍在，预计校外学科类培训仍将存在但会呈现碎片化发展；另一方面，大型连锁机构的资本化之路受阻，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上市公司投资逻辑或受到较大影响，不过也要注意到成人职业培训的政策支持仍然较大。

• 医疗：集采压降药品耗材成本，多领域医疗改革或继续深化。当前“看病贵”问题主要源于药品、耗材等价格较高，而医疗服务价格反而相对较低，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改革。自2018年医保局成立以来，政府通过集采等方式压降了药品、耗材的采购价格，既降低了居民的医疗成本，又缓解了医保的支出压力，未来集采范围或进一步扩展。此外，其他领域的医疗改革也有望进一步深化，包括处方外流、分级诊疗等，助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业态的发展赋予共同富裕更多内涵，涉及衣食住行等民生刚需领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重视政策引导。

202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我们认为反垄断是手段，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目的，政策的核心仍在于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引导资本有序扩张。具体来看，涉及民生刚需领域，如衣食住行等行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更加重视政策引导。但也要注意到，互联网反垄断并不是以限制企业盈利为目的，而是限制其在民生刚需领域的内卷化发展，利润是结果而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