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高通胀暴露旧秩序矛盾，美国试图通过“关税”与“能源”政策转嫁国内“高债务-高利率”困境，但效果递减且反噬自身。世界正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安全再平衡”。中国对此大环境的战略将立足于以内生性科技自立与供应链韧性，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美国政策的内耗与矛盾：

美国经济并未如愿回归疫情前的低通胀、温和增长常态，反而深陷高债务、高利率、高通胀与增长放缓的四重泥潭。尽管美联储在基准预测中仍试图描绘软着陆图景，但数据与政策逻辑已指向类滞胀困局：即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水平，而通胀中枢被结构性抬升，政策工具箱受债务约束。美国增长动能弱化，未来预期增速下调。判断滞胀的核心依据是增长乏力与高通胀的背离，当前美国经济数据正呈现这一典型特征。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25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已放缓至2.2%左右，明显低于疫情后初期的修复动能。近年来，尽管AI投资带来结构性亮点，但受制于消费疲软和政府停摆的拖累，增速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强劲反弹，IMF对2026年的预测也仅维持在2.1%的温和增速。

▍全球格局发生转变：

当前，供应链不再单纯追逐成本洼地，而是围绕地缘政治信任圈和物理距离进行重构，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化与近岸化特征。根据WTO数据，尽管2024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占比仍达46.3%，但其地理形态明显收缩。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内部贸易密度显著提升，跨区域长链贸易增长乏力。美国进口结构与南南贸易反映了贸易流向趋势。美元信用受损叠加跨境本币结算兴起，全球货币体系正从美元单极主导加速迈向多极格局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多元化重要载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5年跨境收付金额达70.6万亿元，同比增长10.14%，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

▍当前格局下中国的选择：

财政：维持总量支出的必要强度，稳定总需求并引导市场预期。在当前的宏观语境下，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尤为关键。从宏观传导路径来看，维持高强度的财政注入，能够有效阻断“需求不足-企业盈利恶化-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消费紧缩”的负向循环。通过大规模的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政府将资金直接注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需求。这为实体经济注入了高能流动性，从而确立了经济温和复苏的基本盘。此外，这种强有力的支出预期，配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的目标，将极大地扭转微观主体的通缩预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居民敢于消费，实现宏观经济的正向反馈。同时，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是当前财政的工作重点。以往依靠行政指令展期的模式被优化，取而代之的是存量与增量并重的系统性风险治理体系。

货币：整体定调上继续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总量上，我们认为在外部面临严厉的小院高墙科技封锁、内部亟需打破旧有增长模式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整体的降准降息可期。短期内，结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一季度例会上的表态，后续相较于总量降息，可能会优先压降服务费、渠道费等融资中间成本费用。当前，灵活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成为了央行破局的核心利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增了“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的表述。对于降准降息工具的使用，报告表述从“适时”改为“灵活高效运用”，基调更加积极。我们预计，2026年我国央行或将降息1-2次各10bps，降准1次50bps。

汇率：当前汇率的重点是防范单边异动与跨周期调节。当前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0，是央行汇率管理工具箱中打出的一步先手棋。为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提高在极端开放条件下国民经济的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绝对防控能力，央行已经未雨绸缪地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立体的汇率防御体系。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防范人民币过快升值，但若未来外部黑天鹅事件导致形势逆转，或市场面临新的调整，外汇市场韧性面临考验时，央行随时可视情况动用别的汇率调节工具。

产业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标志着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已全面转向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产业体系的构建正在深度贯彻“多元化+朋友圈化+国产化”的三位一体策略。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全面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极限承压能力优先的新型产业生态构建逻辑。

科技自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统领全局的战略高度，过往单纯依靠财政补贴与科研院所的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科技创新的爆发式需求。破局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应用场景为驱动，彻底打通长期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堵点，构建起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能源安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在绝对守住国家能源保供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构建多元、清洁、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并通过进口来源的极致分散化与内部新能源替代的加速推进，实现对传统化石能源依赖的扭转。

对外战略：在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承压、全球化叙事面临碎片化重构的宏观拐点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核需要做出战略调整。宏观政策的重心已从过去单纯地对接与适应国际既有规则、依赖商品与劳务的粗放输出，全面升级为主动塑造新议程、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并以此反哺国内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宏大战略的落地生根，主要通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向规则标准的软联通跨越、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避险与结算功能、以及在数字经济与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夺取规则制定权来实现。

▍投资主线：

中长期统筹安全与发展，以科技自立与制度创新夯实抗风险韧性，并在服务业放宽准入、激发市场活力以提振全社会消费与供需平衡。在复杂多变且充斥黑天鹅事件的全球博弈中，依赖外部技术引进与廉价资源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边际效应已经衰减，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科技自强自立与产业链安全可控基石之上的内生性高质量经济韧性。那些在半导体前道制程核心环节、工业底层数控与软件、新能源前沿迭代技术、AI底层算力基座系统、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粮食主权与金融信息合规安全等纵深领域内，切实构建起高深硬核技术壁垒的领军企业，其战略稀缺价值与长周期的自由现金流成长性，将在未来被市场长久且持续地赋予高确定性溢价。

▍风险因素：

宏观政策超预期变动，全球地缘政治超预期风险，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超预期。

注：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全球格局展望—高通胀背景下的全球格局变化》；

作者：明明 S1010517100001、孙毓铭 S101052507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