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全球创新药的研发都运行在一种近乎“惯性增长”的轨道上。研发管线规模持续扩张，从2000年的不足6000个项目，逐步累积至2025年的超过两万个项目，资本、技术与政策共同推高了这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曲线。

但2026年，这条曲线第一次出现了明显拐点。

根据国际知名咨询机构Citeline发布的《Pharma R&D Annual Review 2026》，全球在研药物数量由2025年的23875降至22940个，同比下降3.92%。这一变化本身并不剧烈，但值得关注的是，这是自2001年以来，全球药物研发管线第二次出现年度下滑，而上一次发生在2011年，仅减少了20个管线，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如果仅以此判断全球药物研发进入“冷却期”，显然过于草率。

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组数据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向：2025年新药上市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同期进入临床阶段的药物数量全面增长：I期增长2.7%，II期增长9.1%，III期增长8%。

真正导致总量下降的原因是临床前阶段管线正在被大规模清理，数量骤降14%。《Pharma R&D Annual Review 2026》报告解释称，这主要是由于大量超过一年未更新进展的早期项目被移出了榜单的统计。

当数量的收缩与质量的提升同时发生，使得这一轮变化更像是全球创新研发管线的结构调整，而非简单的周期下行。

中国药企增速放缓

《Pharma R&D Annual Review 2026》公布的全球制药研发全球TOP 25榜单中，三家中国公司连续上榜：其中恒瑞排名第12位，上升1位；中国生物制药位列第15位，保持不变；石药集团则从第19位跃升至第16位，是三家之中排名变化最大的企业。报告特别指出，TOP25企业“呈现出浓厚的亚洲特色，其中包含三家中国公司”。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今年首次引入的一套更严格的统计方法——只统计企业自身处于活跃研发状态的药物，排除那些仅存在合作关系但未实际开展研发的项目。

按这个口径，TOP25中，中国公司数量从三家增加到五家：恒瑞升至第7位，中国生物制药第14位，石药集团第15位，复星医药第20位，齐鲁制药第24位。这一变化也显示出中国头部药企的自研活跃度正在被看见并且表现突出。

然而，这些名次跃升的背后，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增速正在骤降。

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研发药物总量在2026年仅增长了1.5%，而去年这个数字是15.1%，前年是19.1%。对于这种趋势的变化，报告指出，“中国制药业在达到成熟阶段后，其持续发展的势头正在终结吗？目前下定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这一趋势确实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制药研发公司中的占比从17%升至19%，研发活动发生地的占比从29.5%升至31.1%。虽然占比仍在扩大，但速度同样明显放缓。

在疾病研发重点上，中国药企的研发前十大疾病领域仍以肿瘤为主，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稳居前三，胃癌、肝癌、胰腺癌紧随其后。唯一的变化是前列腺癌新晋成为第十位，取代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2025年中国首次在新药首次上市数量上超过美国。报告认为，这一消息“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药企令全球侧目的表现是出海授权交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额达到1356.55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约1.6倍。曾有行业分析指出，中国正在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的下一阶段崭露头角，其研发速度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且成本更低。“那些将中国变化视为渐进式变革的企业会逐渐落后，而愿意调整运营模式、供应链和市场布局以匹配中国节奏的企业，将获得新的增长机遇。”

MNC战略分化加剧

以传统统计方式展现的全球研发管线TOP10药企排名也出现明显变化：罗氏重返榜首，AZ升至第二，辉瑞降至第三。艾伯维新晋入榜，GSK跌出前十。

但比排名更值得关注的是战略分化：BMS有超过60%的管线集中于肿瘤学；赛诺菲仅有16%的药物投向肿瘤，约四分之一用于抗感染领域；礼来则将火力大致均等地分配给肿瘤学和代谢疾病（肥胖与糖尿病）；诺华成为前十大中唯一仍以小分子药物为主力的大厂。

如果把目光拉长到过去五年，TOP10中有八家企业的管线规模出现萎缩。

按榜单的新统计口径来看，诺华下降23%，强生下降25%，BMS下降22%。但AZ和礼来是逆势扩张者，礼来五年间管线规模增长21%，通过连续收购多家biotech公司实现扩张。阿斯利康也不甘示弱频频出手。更值得注意的是AZ在中国市场的“扫货”，其与中国创新药企达成的授权合作累计金额已经超230亿美元。

不论是管线收缩还是扩张，摆在所有MNC面前有一个共同的压力：专利悬崖。

到2030年，约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面临风险。辉瑞的处境最为紧迫：未来三年将有8个重磅产品陆续失去专利保护，这些产品占其2024年总营收的40%。为此，辉瑞此前表示在2025年投入100亿至150亿美元用于并购。过去一年里，辉瑞在与诺和诺德“竞购”减肥药公司Metsera中胜出，也标志着辉瑞正式将代谢纳入核心战略。

纵观全球，过去一年全球医药并购总额飙升至约1990亿美元，较2024年的810亿美元增长近146%。L.E.K.咨询公司的专家指出，大型药企持有高达1.2万亿美元的并购能力，2026年很可能迎来并购交易的显著加速。

在治疗领域层面，最显著的变化是围绕肥胖领域的崛起。与肥胖症有关的在研管线数量激增30%以上，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大疾病榜单。与之对应的作用机制——GLP-1受体激动剂和肠促胰岛素模拟物排名双双大幅上升，前者从第11位跃至第7位，后者从第37位飙升至第8位。

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罕见病的药物数量增至792种，创下新高。诺华、BMS和辉瑞是罕见病药物数量最多的三家药企。值得注意的是，安进以超过50%的罕见病管线占比成为罕见病研发“浓度最高”的MNC。报告指出，罕见病药物受益于孤儿药资格认定与加速审批通道的制度红利，已成为大型药企的标准配置。

大分子正式反超

全球研发趋势迎来的一个更具标志性的变化是：生物制剂终于称王。

在小分子药物统治了大半个世纪的制药业之后，如今正式让出了研发的主导地位。报告显示，生物制剂大分子在所有研发管线中的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0.1%。而在三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5%。

从机制来看，单抗是在研数量最多的大分子药物类型，达2511种，同比增长12.7%。ADC药物数量增长超过30%，达到892种。此外，细胞治疗和基因疗法也均超过2000种。目前，全球已有18种基因疗法上市，另有24种涉及基因操作的细胞疗法已经进入市场。

从治疗领域来看，免疫肿瘤学（IO）仍是最大的类别，共有3954种药物，但增速已明显放缓（同比下降4.1%），且仅有3.5%的药物进入后期开发阶段，远低于10.2%的平均水平。

这一数据的背后，反映出免疫肿瘤学领域正面临的困境——大量IO药物仍停留在早期阶段，真正能够突破至上市的产品仍然有限。报告指出，如罗氏在2025年终止了全球首个进入III期的TIGIT抑制剂tiragolumab剩余的两项III期临床，显示出IO赛道的收缩信号已经非常明确。

如果回到最初的问题，2026年的全球药物研发，究竟是在收缩还是在加速？

答案或许隐藏在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之间：管线规模在下降，但临床推进速度在加快。当行业扩张周期结束，管线能否顺利兑现成为主导药企决策的逻辑：项目数量不再是唯一衡量标准，能够走到终点的能力，才真正决定竞争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的创新药研发正在进入一个更现实的阶段，正如《Pharma R&D Annual Review 2026》报告中，将创新研发的逻辑比作植物栽培，重点不再只是“种下多少种子”，而是逐渐回到更本质的问题：有多少种子能最终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