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方红资产管理（下称“东方红资管”）公告，宣告公司董事总经理、基金组合投资部总经理邓炯鹏的正式离任。作为在业内颇具声望的FOF老将，他不仅卸任了全部在管产品，且无任何内部转岗安排。

据业内消息，其下一站大概率是正在积极招兵买马的天弘基金。邓炯鹏的离去，并非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它如同一根导火索，再次引爆了外界对东方红资管长期人才流失与战略困境的关注。

 “一老一新”如何扛起十一只产品？

邓炯鹏的离开，让东方红资管的FOF团队瞬间陷入“人才真空”。目前，整个团队仅剩陈文扬和徐玉宁两位基金经理，却要共同承担起11只FOF产品的管理重任。

公开数据显示，陈文扬是团队中相对资深的一位，拥有近6年的基金管理经验。然而，他目前独立或共同管理的产品多达9只，覆盖从稳健到积极等不同风险等级的养老目标基金及普通FOF。产品线之庞杂，对基金经理的精力分配和专业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相比之下，接替邓炯鹏部分产品的徐玉宁，其资历则显得尤为单薄。Wind数据显示，他的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仅0.07年，相当于刚入行不足一个月。让一位新人直接接手核心产品，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安排，不免让人对产品的平稳运作和投资者的利益保障产生担忧。

人均管理超过5只产品，且类型跨度极大，这样的管理半径在行业内并不多见。这背后，是东方红FOF团队人才梯队建设的严重断层。

业绩与规模双重承压

从业绩来看，留守基金经理的过往成绩单并不亮眼。陈文扬管理的多只养老目标FOF，年化收益率普遍在3%左右，相对排名处于中下游。

例如，东方红颐和稳健养老目标两年持有A近一年回报仅为2.60%。而风险等级更高的积极型产品，波动也较大，今年以来普遍出现下跌。

规模的持续缩水更是令公司头疼。东方红公募FOF的整体管理规模在2025年二季度达到98.96亿元的峰值后，便一路下滑，截至2025年末已缩水至80.15亿元。邓炯鹏的代表作“东方红欣和平衡配置两年持有”，规模更是从成立之初的40亿元萎缩至不足10亿元，缩水幅度接近四分之三。

更尴尬的是FOF业务在东方红整体版图中的定位。目前，东方红资管总规模约2180亿元，而11只FOF产品合计规模仅约83亿元，占比不足4%。与贡献了896亿元的混合型基金和625亿元的债券型基金相比，FOF业务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平台化叙事下的“人才失血”十年

面对邓炯鹏的离任，东方红资管对外强调了其“投研平台化体系”的优势，认为此次交接有望平稳推进。公司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多资产、多策略的研究优势，推动FOF产品创新。

然而，这套“平台化”的叙事，能否真正填补核心人才离职留下的空白，仍是一个大的问号。

尤其是在FOF这类高度依赖基金经理个人判断和经验的领域，系统化的投研平台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老将”的决策魄力。

邓炯鹏的离开，并非孤例，而是东方红资管近十年人才“失血”的延续。从创始人王国斌、灵魂人物陈光明，到“公募一哥”林鹏、固收负责人饶刚、总经理任莉，再到如今的邓炯鹏，这座曾经的“价值投资”人才高地，其核心投研与管理团队已几乎被“掏空”。

人才的持续流失，直接削弱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曾经引以为傲的主动权益业务遭遇寒冬，混合型基金规模较2021年的历史高点已“腰斩”。

在此背景下，东方红资管试图通过布局ETF等被动投资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但作为“后来者”，在竞争激烈的ETF赛道突围，难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