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历史上，影响美国战略资源品储备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地缘政治，财政压力也会影响储备行为。从全球黄金储备来看，地缘政治风险的趋势性回落是驱动黄金储备占比下降的关键因素，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则是黄金储备占比上升的关键推动力。考虑到当前美国战略库存水平极低，且本轮“金库计划”采取的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经营的方式，具有工业属性和战略属性的金属（铜、硅、稀土及镓、锗等）或将成为本轮储备需求的主角，迎来价格中枢的明显上移。

2026年1月，受格陵兰危机事件影响，欧洲多国央行公开表示要增加黄金储备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2月，特朗普宣布将启动资金规模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用于建立战略资源品储备。2026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政府部门对大宗商品的储备需求持续增强，市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也有显著提升。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战略资源品储备情况、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情况进行了深入复盘，以寻找政府部门储备需求增强这一趋势下更受益的资产，以及值得重视的潜在风险因素。

1、美国官方战略资源品储备历史的梳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国会在1918年10月通过《战争材料刺激法案》，授权总统可以通过接管企业和创立公司的方式，直接参与经营锰、磷等41种资源的生产，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尝试大规模介入资源品市场。而美国政府以官方身份开始进行战略物资储备的活动，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93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1939年关键战略物资储备法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至今的近90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战略资源储备共经历了扩张期（1939-1960）、初步削减期（60年代）、政策纠结期（70、80年代）和大幅削减期（90年代及之后）四个阶段。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是影响美国官方战略资源品储备行为的最关键因素。

阶段一：1939-19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冷战先后爆发，战争与冲突是当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基调,在这一时期里，美国政府的战略资源品库存处于迅速扩张时期。二战开始前通过的《1939年关键战略物资储备法案》授权美国政府1亿美元用于用于购买与储存关键战略材料，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建立战略资源储备的尝试，通过大萧条时期由政府主导成立的机构“复兴建设银行公司”，进行对橡胶、工业金属、原油等关键战略资产的储备工作；其下属金属储备子公司在二战时期大量购买铜、锡、钨、锰等战备物资。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在1946年又通过了《1946年关键战略物资储备法案》，对1939年的法案进行升级，基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维持战略资源储备措施，并且允许政府相关部门在更具经济性的前提下通过进口扩大战略资源储备。之后1950年通过的《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支持战略和关键矿产和金属的勘探、开发、开采和储存，为铬、铜、锰、钴等金属储备量制定了扩张目标。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对国防准备的要求是“能够同时应对2.5场战争的能力”，也就是在美剧同时介入苏联与欧洲发生冲突、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还能有效应对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能力。在这一军事战略计划的考量下，美国战略资源品库存持续扩张。

阶段二：19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逐步削减官方战略资源品储备库存。触发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可能是美苏冷战的核心焦点从战争威胁转向科技领域，比如在航空航天领域，1961年4月和5月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载人航天卫星以显示自身科技实力。而对军事领域的重视程度则显著降低，铀作为核武器的关键原料之一，当时美国政府负责铀资源储备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在1961年后大幅削减对氧化铀的购买；之后依据《1974年能源重组法案》该委员会被撤销。关于战略资源品的官方储备，196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对于美国官方资源品储备量超过77亿美元感到吃惊，这比测算的战时需求水平高出34亿美元” [1]。之后在《1965年资源品储备法案》中，提出对战略资源品的储备进行整合的要求。1962至1965年间，美国政府通过出售战略资源品储备库存获得的收入达16亿美元。之后在1966至1969年间，美国政府大规模出售铬库存以应对从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铬进口的中断，出售2000万磅镍以应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镍矿矿工罢工事件。

[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et al. Managing materials for a twenty-first century military.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8.

阶段三：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国处于对待官方战略资源品的政策纠结期。进入1970年代后，美国政府高层开始重新重视战略资源品储备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1973、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表明资源储备匮乏可能造成的重大经济后果。在这20年间先后出台了《1970矿产与资源政策法案》、《1979年关键战略物资储备法案》、《1980年材料和矿产政策、研究与发展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明确美国政府不得禁止从共产主义阵营进口关键战略物资，同时明确战略库存储备所需考虑的时长度要达到3年，并且呼吁联邦政府加强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同时改善数据收集和长期规划。但是上述美国鼓励关键矿产资源品生产的法案和其他政策之间却存在着矛盾冲突，比如1970年代推进的环保相关政策并不利于美国国内矿产资源品的生产，在1969至1973年间，美国禁止用于采矿的公共用地占比由17%迅速上升至67%。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压力下，美国政府也常常寻求通过出售战略资源品库存进行融资，体现为1970、1980年代美国非税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长期处于高位。如1980年代中期里根总统在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下，选择出售美国战略资源品库存来补充财政资金来源，1985年时便出售战略储备获得30亿美元财政收入[2]。

[2]CSIS, Minerals at Wa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阶段四：1990年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削减战略资源品库存。美国政府这一次对待战略库存政策的转变在于对当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判断，在苏联政局不稳进而解体之后，美国国防计划制定者认为未来的战争冲突将会更为短暂、更具机动性且可靠的海外盟友将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在1988年里根签署的12626号行政令中，美国政府的官方库存储备管理工作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转由国防部负责。之后在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时期签署的《199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国防储备的新处置目标，将大多数矿产的储备需求调降至零。1990年至2000年，美国官方战略资源品库存规模从96亿美元下降至29亿美元，至2024年时甚至不足10亿美元；如果以实际价格衡量的话1990年后的去库幅度更为明显。

上述美国政府库存政策的转变在铬、钴等美国官方曾经重点储备的资源品库存数据中得到体现。美国地质调查统计局对早期铬的官方库存统计数据较为完备，可以观测到二战时期美国铬储备量迅速增长，之后在战后至1960年代以前维持着每年10万吨的储备增长扩张幅度；1960年代开始的官方储备第一轮去库过程中，美国的铬官方储备去库速度逐步加快；进入70年代后对铬的去库逐渐停止，在80年代时美国官方对铬的战略库存方向明显举棋不定；在1993年后开始大规模削减铬的政府战略库存，到2021年时美国官方铬储备量下降至4万吨以下。

钴的情况也比较类似，美国政府对钴的库存储备变化数据最早可追溯至1964年，在1960年代的第一轮战略资源品去库时期中，美国政府同样大幅度削减钴的库存量；之后在70年代至80年代，也经历了暂停降低库存、阶段性补充战略库存的操作；之后在1990年代的大规模去库阶段，美国官方对钴的战略资源储备持续减少。

从政府战略资源储备与商品价格的关系来看，政府库存行为对价格存在一定的影响力，但可能要弱于大的全球供需周期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在1980-1982的萧条期当中，虽然美国政府有阶段性补充钴战略库存的行动，但钴价格出现明显的回落；2001-2007年则是镜像的情况，在全球化推动的经济扩张期中，虽然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战略库存储备，但铬、钴等资源品价格反而出现明显上涨。在经济周期并不明确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库存储备行为可能对价格的边际变化有着更强的影响：在1980年代的政策举棋不定时期，1989年美国政府增加了4万吨铬储备，同年铬价格1050美元/吨上升至1240美元/吨；1984、1985年美国政府对钴的战略库存增加超3000吨，同期钴的单吨价格由2.4万美上升至3.6万美元。

2、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历史复盘

从长周期视角来看，二战结束至今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比重的变化共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至1970年，黄金占储备资产比重持续下降；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初至1980年，与美元脱钩后，黄金占储备资产中的比重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有所回升；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初至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官方黄金储备占比大幅下行；第四阶段是后金融危机时期至今，央行购金活动日益频繁，黄金占储备资产比重再次开始回升。从IMF公布的数据来看，在近期央行购金行动的支撑下，至2025年三季度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比重已达到3.94万亿美元，占全部储备资产比重的21.9%，规模已超过美债资产，而全部美元相关资产占总储备资产的比重也不过41.2%。

总结历史经验来看，地缘政治风险的趋势性回落是驱动黄金占官方储备资产比重下降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进行滤波，可以确定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在196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初由趋势上升转为趋势下降。对应到具体历史事件来说：195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仍非常激烈，以朝鲜战争为代表的“热战”时有发生，而进入1960年代后，冷战特征愈发明显，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1980年代后，美苏争霸的结果逐渐清晰，苏联方面日渐式微而美国经济发展明显占优，政治格局逐渐明晰，“中导条约”、苏联西方化改革等事件也预示着冷战即将走向结束。196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初这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基本和黄金占官方储备资产比重持续性下降的时间节点相吻合。

与之相对应的，对美元信用的担忧则是推升黄金占官方储备资产比重的关键推动力。1970年代初，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制度、通胀压力迅速上升显著削弱了美元信用，美元处于对内对外双贬值的环境中：1970-1980年间，反映美元对内贬值的CPI同比增速长期处在5%以上，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甚至超过10%；反映美元对外贬值的美元指数，则从1971年美元刚与黄金脱钩后的120下降至1980年的8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信用的下滑一方面体现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急剧膨胀和美国政府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借由“发行的银行”这一职能，通过资产购买的方式快创造高能货币，持续扩大货币供应量并将利率水平压低至0附近；美国政府则借此时机大规模增加债务融资规模，未偿还美债余额占美国GDP比重持续上升。2008年后美国物价增速和美元指数的变化并不像1970年代明显，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同，进而没有引发汇率的大幅波动；此外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扩张更多停留在金融领域，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膨胀。

黄金可以对冲美元信用的走弱，关键原因在于黄金的货币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货币政策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重大变化是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美元挂钩黄金，其他货币挂钩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金本位制度重新确立；第二次重大变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黄金非货币化；第三次重大变化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欧央行先后启动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政策从准备金稀缺模式转变为准备金过剩模式。有意思的是，黄金储备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比重的变化出现趋势性逆转的关键节点，和全球货币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节点基本对应：1970年代初、2008年之后黄金占储备资产比重均有趋势性回升。

在过往对官方黄金储备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财政压力的上升可能会阶段性加强政府出售黄金储备的诉求。从历史经验上看，政府授意央行通过“黄金储备价值重估”为政府融资的情况曾多次出现。参考美联储《官方储备资产重估的国际经验》[3] 一文，1997年的德国、2002年的黎巴嫩、2024年的南非都曾通过对官方黄金储备进行重估以获得财政收入。

[3]BaseWeiss, Colin R. (2025). "Official Reserve Revalu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EDS Notes.

1997年时值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前夕，同意加入欧洲货币共同体的各成员国需要在欧央行成立前注入储备资产。由于欧央行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接收黄金及外汇资产，以购入成本对黄金储备记账的德国央行本就存在对部分黄金储备进行重估的需求。而当时德国政府面对很大的财政预算压力，1997年德国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导致其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加入欧元区的前提条件，因此德国想借着这次黄金储备重估的机会,额外增加部分黄金重估的规模，将这部分实现的受益作为财政收入来源。德国政府试图通过这次黄金重估获得200亿马克的额外收入，占其当时GDP比重的0.37%。不过这一计划在当时受到德国央行的反对，社会上对这一行为也有质疑，担忧其他欧洲国家也通过类似的方法补充财政收入，进而造成财政纪律的破坏。最终，德国政府进行了妥协，通过黄金储备重估获得的收入直到1998财年才去使用，而1997年德国财政运行的最终状况也并没有违反马斯特里赫特协定。

2002年的黎巴嫩政府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重估黄金储备获得收入以减轻债务压力。1990年代内战结束后，黎巴嫩政府大量借债重建国内基础设施，在2002年时其政府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甚至超过90%。面对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2002年黎巴嫩政府通过对官方黄金和外汇储备重估获得18亿美元收入，占其名义GDP比重的11.06%左右。

2024年，南非政府同样在面对财政赤字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重估官方黄金储备作为额外资金来源。受新冠疫情影响，南非政府财政支出、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后显著增加。南非财政部在《2024年预算审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偿债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超过20%，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债务压力亟待缓解。南非财政部采取的解决方法便是对官方黄金储备资产进行重估，规模为1500亿兰特（按2024年初汇率折合约80亿美元），占其GDP比重的2.07%,并将重估获得的收益用于回购国债以减轻债务压力。

相比之下，德国黄金重估规模占GDP比重相对较小且没有在当年的财政支出中体现，黎巴嫩的债务负担来自于内战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而南非重估黄金补充财政收入的规模适中，且就发生在2024年，对当下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从事后效果来看，2024年南非政府净融资额确实出现明显回落，同时10Y国债收益率、10Y收益率与美债利差均有收敛，至少阶段性实现了降低政府利息支出的目标。

此外，此前也出现过中央银行通过重估其黄金储备，以实现冲销中央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亏损。2002年，意大利央行通过黄金储备重估计入了130亿欧元的收入，用于冲销其为了满足《欧洲共同体条约》规定而将不可交易债券置换为可交易债券时遇到的亏损。2021年，库拉索与圣马丁央行也通过对黄金储备重估获得0.55亿美元，用于抵消央行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对黄金储备的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卖出黄金储备。政府方面确实可以直接通过出售黄金，将官方储备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转化为实际收益，进而用于补充财政收入。此外，也可以通过在中央银行账上同时记录一笔以当前价格卖出和买入黄金的操作，这可以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由于持有的部分黄金按现价计算而扩张，对应增加了负债端的政府资产。不过，如果是通过第二种方法，在不出售黄金的情况下获取财政收入的话，那么这部分收入在进行财政投放时，则需要央行创造基础货币，本质上和央行为政府借款透支没有差异。

3、政府储备视角下，大宗商品的机会与风险

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期，政府部门会倾向于增加战略资源品的储备，同时也基本不会减少对黄金储备的配置。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趋势项在2020年后转头向上，过去5年中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繁出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2023年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爆发，2025年先后爆发了印巴冲突、伊以冲突、以色列空袭加沙事件，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袭击。在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存在且短期内无法妥善解决的背景下，官方对资产储备需求的上升是长期趋势。从黄金储备的视角来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规模明显提升，且近期购金速度并未出现放缓迹象。从战略资源品的储备活动来看，美国官方对资源品储备政策态度的转变已经出现：2026年2月2日，特朗普公开提出规模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用于储存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5年关键矿产清单》中列出的矿产资源。

本次“金库计划”与此前美国官方资源品储备活动存在至少存在两个重大区别：

其一是融资方式不同，此前美国官方资源品储备活动的管理由政府机构负责，购买资源品所花费的成本最终都来自于美国财政部，但“金库计划”则是采用类似“公私合营”的方式来筹措资金，120亿美元的购买计划中，100亿美元由美国进出口银行以贷款的方式提供，剩下的20亿美元由通用、波音、谷歌等参与此计划的美国大型企业提供。

其二是战略储备的目的不同，更侧重于经济安全。此前美国官方战略储备管理主要服务的是军事安全，由国防部负责；而本轮“金库计划”的提出则是为了加强美国经济供应链的安全性。“金库计划”并不仅仅是为了加强美国自身供应链的安全，美国进出口银行主席约翰·约万诺维奇在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话中表示，“金库计划”意在通过经济合作和矿产开发来加强、共享供应链。[4]

[4]https://www.csis.org/analysis/project-vault-pillar-economic-security

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出发，海外进行战略资源品储备时需要考虑的重点方向有两个。其一是资源品供给的集中度：对于供给高度集中的金属，当产出国通过行政手段影响供给时，往往会对资源品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二是对新兴科技领域的重要程度：与过往科技进步不同的是，本轮以AI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带动了对铜、稀土及部分小金属需求的大幅扩张，以AI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兴科技领域资本开支仍在强劲增长，在其上游资源品普遍存在供给刚性的情况下，供需缺口的扩大会带来比较剧烈的价格波动，此外在科技领域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科技相关资源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综合上述两个维度来看，同时在国家层面上具备高供给集中度、且受益于AI发展的战略资源品包括铜、硅、稀土及部分小金属（镓、锗）。这些资源品更有可能是官方资源品储备活动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镓、硅、锗、稀土的全球最大产出国均为中国，国内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均在50%以上。

从潜在风险的角度来看，考虑到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全球央行购金推动的黄金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受到抑制。全球央行当前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2020年至2025年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增长了约5500万盎司，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从11.9%上升至24.5%。而与之对应的是非美经济体对美债的配置热情下降，美国国债未偿余额中，外国投资者持有比例从2020年的30.3%下降至2025年末的24.1%。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较大，利息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超过20%，且2025Q4仍有边际上行，当前读数也高于2024年南非进行官方黄金储备资产重估时的水平。如果未来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且海外配置美债的意愿仍然较低，那么不能排除美国政府会通过出售黄金为政府赤字融资的可能，即全球央行购金对黄金价格变化的潜在反身性。此外，参考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压力下确实会尝试通过削减战略资源品库存进行融资，但考虑到当前美国战略库存水平极低，且本轮“金库计划”采取的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经营的方式，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大概率不会对战略资源品补库活动造成明显影响。

4 风险提示

国内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如果后续国内经济数据超预期走弱，那么可能会对长期盈利趋势的改善造成影响。

注：本文为国金证券2026年3月12日发布的《“洞见商品”系列之一：政府储备的变迁与影响》，分析师：牟一凌 SAC执业编号：S1130525060002，纪博文 SAC执业编号：S113052506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