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诉B公司承揽合同解除案

（改编自真实案例，涉案主体已脱敏）

A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与B公司签订《设备定制协议》，约定由B公司为其定制专用生产线，总价600万元。合同约定：“若B公司延迟交付超过60日，A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后因技术难题，B公司逾期90日仍未交货。A公司未发书面解约通知，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B公司返还预付款300万元。B公司抗辩称：“A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合同解除程序不合法。”

二、裁判结果与理由

某法院判决：

1. 解除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设备定制协议》；
2. B公司向A公司返还预付款300万元。

裁判核心理由：

1. 解除条件已成就：
   B公司逾期交货90日，远超合同约定的60日解除临界点，符合约定解除条件。
2. 起诉状送达视为履行通知义务：
   A公司虽未事先发函解约，但其起诉状副本经法院送达B公司时，已实质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传达对方，符合《民法典》第565条“当事人直接起诉主张解除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解除”的规定。
3. 解除效力溯及送达之日：
   合同解除时间确定为起诉状副本送达B公司之日，此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

三、法律分析：诉中解除权的正当性边界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提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未事先通知即起诉解约是否有效”，其法律逻辑需从三层维度剖析：

（一）解除权的性质与行使路径

解除权属形成权，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生效。传统路径中，通知解除是典型方式（《民法典》第565条第1款）。但若机械要求“必须先行通知”，在相对方失联或恶意回避时，将剥夺解除权人的救济渠道。因此，《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明确：

“当事人未通知对方，直接起诉主张解除的，法院确认后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解除。”
俞强律师指出：该条款本质是将司法送达系统拟制为意思表示的传递工具，既保障解除权效率，又确保相对方知情权。

（二）司法实践的共识与分歧

尽管本案采纳“送达即通知”规则，但需注意地域裁量差异：

• 支持观点：江苏高院、江西高院等认为，起诉状载明解除诉求，经法院送达即完成通知义务；
• 反对观点：部分法院坚持“通知前置”，认为解除权属私力救济，公权力不应代行。
  俞强律师分析：分歧源于对“通知”的形式理解。从立法目的看，解除制度的本质是终结不确定法律关系，只要相对方获知解除意思并享有异议权（可提反诉或抗辩），即符合程序正义。

（三）行权风险防范要点

基于本案经验，俞强律师建议企业采取“双轨防御策略”：

1. 约定解除权细则：
   合同中明确解除条件、通知方式（如邮箱/地址），并约定“未及时通知不影响起诉解约效力”；
2. 诉前证据固化：
   若直接起诉，需在诉状中明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留存送达凭证，避免撤诉导致解除效力悬空（如青岛中院案例）；
3. 异议期限监控：
   相对方收到解除通知（含起诉状）后，异议期仅为3个月（无约定时），逾期异议将不被支持。

俞强律师简介：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执业13年。专注商事合同纠纷、公司股权架构设计，获2020年上海律协“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认证”、2024年“君澜专业领航奖”，现任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实习导师。

风险提示：合同解除涉及履行状态回溯、违约金计算等复杂问题，具体案件需咨询专业律师。

俞强律师
执业机构：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具有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资格
执业证号：13101201210159547
专业荣誉：

• 2020年上海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认证”
• 2024年“君澜专业领航奖”
•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实习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