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秋源

从字面意义来讲，日语中的“团地”（団地）可以用来指涉“一块土地”或“一片区域”。在大众传媒上，我们也能见到诸如农业团地、工业团地等语汇搭配。但现实生活中，一说起“团地”，大部分日本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在大城市近郊由日本住宅公团等公共机构所修筑的大型住宅社区。

和“专职主妇”、“终身雇用”等刻板印象式的“日本特色”相似，团地这种住房形态，在量上从来就不是日本社会中的“多数”。但是，在日本战后以及高度成长期，这些概念确实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团地的空间布局和生活方式，成为一般民众比照自己生活水准的标杆，而在团地住房中出生和成长的中产阶级也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中流砥柱。

团地的兴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战后日本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演变的绝佳窗口。它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出发，反思战后包括福利国家和功能主义在内的各种全球性思潮。 

团地前史 

正如要解释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就必须回到战前日本的社会结构一样，要理解在战后兴起的现代团地，我们也不得不追溯战前的日本公共住宅历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一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其侧重点在于产业的建设和市场的扩张。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仅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促使日本ZF第一次积极介入公共住房建设的契机，是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这一7.9级的地震，造成大约15万人丧生、200万人离家失所。翌年，日本内务省设立“同润会”，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等地，为民众修建防火防灾的公共住宅。此后数年，同润会在首都圈修建了包括能载入日本建筑史的16栋同润会公寓在内的多处公共住宅，为来自不同阶层的日本民众提供了安心可靠的住房。

可好景不长，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张，一切社会资源，都被迫以战争动员为中心来进行分配。1941年，同润会被归入新设立的住宅营团的管辖之下。而在满足了战争需求之后，能够用来建设住房的原材料也所剩无几。住宅营团原本计划在战争后方建造30万套住宅，但最终仅完成了其中的9.5万套。

1947年，住宅营团被美军占领当局认定为支持军国主义的机构而予以解散。虽然，战前日本公共住房历史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同润会和住宅营团一方面为国家介入住房政策提供了先行的范例，另一方面也形塑了民众把住房视作社会福利和国家责任的期望。这两种逻辑都为战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战前的住房困境相比，战后日本住宅建设面临的困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战争末期盟军空袭，日本全国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毁。仅东京一地，就有75万套住房毁于一旦。即使到了战争结束十年后的1955年，日本仍存在约300万的住房空缺，直接影响到了城市总人口的16%。

更为严重的是，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住房困境似乎有着越发艰难的趋势。第一，战后初期国家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逐渐放缓。仅仅在1950-1955年的五年之间，东京的人口就增加了约200万。第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导致了城市房价不断上涨。1955年，日本全国六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是战前1936年的52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ZF推出了一系列公共住房政策，来帮助缓解民众的居住困境。

处在这一阶段住房政策核心的，是被人们称作“三大支柱”的机构。首先，日本住宅金融公库于1950年最先设立。该机构的目标在于，为收入水平较高的民众提供用于购买房屋的直接贷款。而后，根据1951年颁布的《公营住宅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营住宅开始建立。

最后，本文的关注点——同时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日本住宅公团于1955年得以成型。与住宅金融公库的锦上添花和公营住宅的雪中送炭不同，日本住宅公团的直接服务对象，是长期以来被国家所忽视的中产阶级，也正是他们，成为紧接而来的日本近二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 

团地的成立

根据日本《土地收用法》第3条第30项的规定，日本住宅公团的职责在于修建供出租或销售的由五十户以上住宅所组成的团地。在成立五年之后的1960年，日本住宅公团已在日本全国各地修建了257个团地社区、14万套住宅，容纳了50万人居住。而到了1965年，团地内的住宅数又翻倍增加到30万套。

在现实中，团地的建设过程往往有一套易于遵守的模式。

首先，由于城市中心区高涨的房价和有限的土地，大规模团地社区大都建在市郊和临近县市。建设初期，经常能看到的情况是孤零零的团地社区被一整片农田包围。和所谓“卫星城”不同，团地一开始就没有设定“自给自足”的目标。它的定位更像“睡城”：其中的住户依靠通常和社区同时完工的电车线路到大城市中心通勤，只在晚上和周末才回到团地居住。

团地的这一地理位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人口数据中有最直观的体现：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东京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五年由市中心向外迁徙约10公里。到了1970年中叶，人口增长的核心已经到了离东京市区距离60千米的地方。与此同时，同样在1955-1970年间，东京23区的劳动力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近260万。

其次，另一个模式也使得团地能在很短时间内进行批量建设，这就是每个团地社区内标准化的单元住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可谓日本住宅公团对战后日本住房的最大贡献的，就是所谓的“nDK”住房模型。

nDK中的DK来自日式英语“Dining Kitchen”（一个可同时作为餐厅和厨房的空间）的首字母缩写，而n则代表了住宅中另有n个卧室。nDK模型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在十分有限的空间（早期团地社区的每个住房单元往往采用2DK的模型。而两个寝室分别只有6叠和4.5叠大。根据地域不同,一叠大约在1.4-1.8平米之间）内，实现了日本战后住宅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寝食分离和代际分离。

在战后的进步建筑学家们看来，战前日本封建的家庭结构和住房安排，成为了侵略战争的帮凶。在传统的日本家宅里，住宅的最好空间被固定作为社交场所而使用（战争中，这些场所变成了国家介入家庭的工具）。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剩下的空间，人们不得不对它们的使用功能进行不断转换。同样一间和室，白天会被全家当作餐厅使用。而晚上人们则会撤走就餐用的日式矮桌，在地上铺上棉被，把它变身为全家人的寝室。

在批评者看来，席地就餐首先违反了卫生的原则，而代际同寝又不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此外，脏乱差的传统厨房往往处在家宅中最不起眼的角落。它和以它作为主要生活空间的女性都被赋予了次级的地位。

作为解决之道，DK则融合了社交、料理和就餐的三重功能。同时，剩下的单独卧室也保证了每个家庭成员的隐私。正是这一建立在功能分化之上的对空间的合理设计，使得团地得以成立。而在一个社区内对这种模型的大规模复制，不仅降低了每间单元房的制造成本，也使得一个高度同质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团地与中产生活

仅从物理空间上看，离城市中心远、单间居住面积小的团地住宅，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并不具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战后的日本团地住宅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偏偏在于，它成为一种新兴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地住宅为日本社会带来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家居配件。包括前述的DK在内，独立的卫浴间、抽水马桶、不锈钢水槽甚至球形锁芯门锁，都是在日本传统住房中不曾出现的--在团地诞生20年之后的1975年，也才有75%的日本家庭配备不锈钢水槽。除了这些固定的设施之外，团地家庭还成了许多最新的家庭消费品的登场舞台。举例来说，1965年被称为“三神器”的家电——电视机，洗衣机和吸尘器——在团地家庭中的所有率为95%，这一数字比一般的城市家庭高出20%。

团地更为重要的特征，还是使得这些消费成为可能的住户们。通过设定严苛的入居标准，团地社区逆向选择了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住民群体。团地的月租是当时城市普通住房的两倍，同时它还规定，申请的住户其月薪至少是房租的5倍。根据昭和40年（1965年）对团地居民展开的定期调查显示，团地家庭平均月收为6.9万日元，而当时一般城市家庭月收是5.7万日元。同时，团地住户中全家只有一个人外出工作的比例占到了80%。而这些人中的七成又都是在私企或国家机构中的领薪白领。

团地居民的高收入和与传统决裂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成为了日本社会各色“凝视”的对象。1958年7月，《朝日周刊》首先使用了“团地族”一词，并连续刊登一系列以团地居民为对象的采访和报道。1960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和妻子一起来到西东京的云雀丘团地参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出访美国之前，通过团地来熟悉西式的家庭生活情况。而从1970年代初开始，日活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以“团地妻”为题材的情色电影，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不同人对团地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一起使得团地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和独门独户的大别墅不同，团地和中产阶级身份，似乎是一个只要努力都能实现的梦想。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日本民众为经济高速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团地住宅的发展，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达到顶峰。受益于国民经济的极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满足申请入住团地的收入标准。此时，团地陷入供不应求的状况。想要分配到团地住宅，民众往往提前一年多就得准备申请和抽签。而最终抽到心仪团地者的比率甚至可以达到1：145。团地的建设在1971年达到顶峰。这一年，日本住宅公团一共修建了8.5万套住房。

19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这也给了日本民众一个反思被发展迷思掩盖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机会。从宏观的国防外交到微观的生活保障，所有看似坚固不摧的既成制度，都陷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转型过程之中。

团地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对团地的不满和批判慢慢露出水面。进入21世纪，曾经热闹的团地社区更是早已门可罗雀。但与此同时，另一股试图更新和再造团地的潮流在新世纪的日本开始逐渐受到瞩目。相信它们的成功或失败也能给其他地方的公共住宅带来些许启示。

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作为中产阶级住宅乌托邦而诞生的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演变成城市空间的异托邦。它虽然仍负担着许多住户的日常起居，却也越来越变为现代社会中尴尬且不适的他者。

团地在物理空间上的缺陷，首先体现在住房内部狭小的空间上。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2DK单元间模型，虽然功能划分合理且建筑成本低廉，但它有限的使用面积也是不争的事实。

彼时，日本社会想到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不是扩大居住面积，而是制造出更多新型家庭消费品。这反而使得团地住宅空间更显局促。许多团地的住户，都会把家里两间卧室中的一间改为西式客厅兼起居室，以便更体面地生活和社交。但这一改动也使得代际分离就寝的住房设计原则不再有效。

另一方面，团地的空间弊端还超出了每户家庭内部，社区整体对城郊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造成的影响也不可忽略。美军占领期间展开的民主化改革中，给日本造成最大影响的政策之一，就是土地私有化。佃农耕种的土地比率从战前接近全国土地近一半的水平下降到仅剩10%。而大规模私有化的一个后果，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分散。虽然有着包括《土地区划整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支持，但团地在郊区的土地收购仍然受到十分巨大的阻力。

这一状况导致了两个负面后果。

首先，不同团地社区之间的距离往往相去甚远。两个建设项目之间被大片农田隔绝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给城市的集约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不便。

其次，由于获得土地困难，住宅公团往往倾向于把已有的土地全部投入到住房建设的目的上，而修建生活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的空间则被彻底挤压。这也给团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再加上战后日本城市规划延续了战前用地区划（zoning）管理薄弱的特点，这使得生活用的团地和工业用地近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宏观的空间问题都给团地的生活造成了额外的负担。

团地的缺陷还远不止于物理空间。这种统一、效率优先的住房设计也深深影响到住户们的私人生活。从团地到城市中心超长的通勤时间，使得丈夫很难参与到家庭生活之中。描写团地生活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桥段是，喝醉酒的丈夫晚上回到团地，面对外表相似的住宅竟一时无法想起自己的家在哪。

另一方面，全职主妇们的生活也是百无聊赖。在新型家用电器的帮助之下，日本主妇们节省出了许多时间。但这些时间不是用来在家发呆，就是通过所谓“邻里交流”来闲话家长里短。

中产阶级的团地生活也对民众们的公共参与造成了巨大挑战。团地刚诞生之时，许多人都为它对隐私的保护叫好。关上卧室门，个人就能不受家族头目的监控；而关上家门，核心家庭就能不被ZF当局所打扰。但久而久之，一种对公共问题视而不见的“我家主义”（マイホーム主義）也应运而生。这样一种对待公共生活的消极态度，使得团地的中产住户们背叛了自己所应尽的社会责任。

要讨论造成团地各种弊端的终极原因，还得回到在团地建设之初国家对它所怀有的设想。

首先，和其他公共住房不同，国家对团地的直接干预更多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考量。面向中产阶级的团地更多的是一种“基础设施”而非“社会福利”。这一点从日本住宅公团归彼时日本的建设省而非厚生省主管这一事实中就可以察觉端倪。团地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环被纳入国家的设计规划中，但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国家则不会也不乐意予以满足。

第二，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共识是：团地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住房安排。处在日本战后住房政策核心的一个目标是，普及住房私有化。

拿研究者很爱引用的《朝日新闻》1973年所刊登的一副漫画来说。战后的日本中产阶级，在玩一个攀登住宅阶梯的“双六棋游戏”。一个家庭所应经历的住房轨迹是：先在市中心有间单身小公寓，然后和家人住进近郊的公共团地，最后搬到远郊的独立别墅。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无法抵达这个游戏的终点，而只能停留在因为被设定为是暂时居住所以条件相对马虎的团地社区之中。

团地再生

从1970年代开始，团地内的生活和团地本身的形象每况愈下。而随着日本经济经历泡沫景气和泡沫破裂后所谓“失去的十年”的泥沼，团地社区的发展也陷入停滞。进入21世纪，团地还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日本全国发生的高龄化现象，在团地社区内更为明显。全国的团地社区中，65岁以上住户的比例平均达到35%。个别地方这一数字甚至达70%。随着能负担得起其他类型房屋的住户纷纷出走，团地也开始陷入贫困化。现阶段的团地家庭中，其收入水准位于全国收入五分位的最低档之内的占到了全体的50%。 

这些变化都迫使团地社区不得不做出改变，所有变革又都必须从团地的建设者——日本住宅公团开始。1981年，日本住宅公团和宅地开发公团进行合并，成立住宅·都市整备公团。1999年，该公团改名为都市基盘整备公团。2004年，它最终改名为都市再生机构。

伴随着名称更改的，是公团运营逻辑的变化。首先，新的都市再生机构成为更为独立的行政法人机构。这就意味着，它需要把自身盈亏纳入住宅的开发决策之中。正如其名称“都市再生”所提示的，新机构的首要目标也不再是修筑新的住宅社区，而是在已有住宅库存的基础之上，为都市空间的改造和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2007年，都市再生机构公布了《住宅再生·再编方针》。该方针把现有团地按照所处地域和开发模式等要素划分成四个类别。并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全面改建”“部分改建”和“集约处理”等三种团地再生途径。

新方针中最具突破性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它明确了团地的再开发需要结合团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为它增添新的“个性”。第二，方针还规定了在再开发的项目中，需要融入更多住民参与。这种参与既包括吸收和容纳现有住民对团地社区的希望，也意味着新的团地社区应该真正成为一个住民们可以互相交流沟通的共同体。

在此，本文简单介绍两个团地再生项目。它们不仅是都市再生机构最有名的两个计划，更代表了团地改造的两个大方向。

第一个项目是位于东京都日野市的多摩平团地再生计划。屡屡获奖的它，是团地整体空间大规模改造的典范。多摩平团地诞生于1958年，是一个有着2725户住户的大型团地。

2011年，都市再生机构对团地内的五栋空楼开展了改造。再生机构把这五栋楼分为三个部分，并引入三家民间公司进行各自的实验。

改造后的第一部分为“RIENTO多摩平”。设计者东电不动产把两栋住宅的第一层全部打通，变成居民公用的洗衣房，厨房和餐厅。而二层以上的空间则被用于出租给普通市民，以及让在社区附近的两所大学作为国际学生的宿舍。设计者在两栋住宅之间的空地上增添了许多公用设施。这些设施成为住民可以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第二部分“AURA243多摩平之森”则由TANABE物产负责改造。这块区域中只有一栋住宅楼，它面向的新住户是有孩子的年轻父母。设计者在住房周围留出了许多空地，作为每户家庭可以自己进行农业生产的“自留地”。每到周末，父母都可以带着孩子体验城市中的农业生活，而自产自销的作物还能补贴他们的家计。

最后一个分区是由两栋住房楼构成的“YUIMARU多摩平之森”。该部分的设计团队有着充足的老年安居住房的设计经验。该部分的住房全都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社区还和养老机构签约，确保每一名住户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照料。

多摩平团地的大规模改造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和资源，并且注意到了提高社区居民的多样性。生活在一个社区内的留学生、年轻父母、老年人，能在社区举办的各色活动上交流互助，而整个社区也重现了团地曾经具有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个要介绍的项目，是由都市再生机构和无印良品公司展开的团地翻新计划。和多摩平团地的大规模改造和空间整体区划不同，再生机构和MUJI的合作把重心放到了团地住宅的内部设计之上。两个机构一起选取了全国25个团地，作为第一批改造对象，并从MUJI独特的企业风格出发，为这些团地设计了29套装修样板。两者还一起合作，开发了一款麻制榻榻米（麻畳）。它可以帮助屋内空间在和式和洋式两种风格之间自由切换，这为住户们的房屋设计增添了更多的自由。

借着MUJI的品牌效应，再生机构成功地为老旧的团地住宅加入了新的活力。MUJI改造过的团地社区基本一投入市场就会在短时间内立刻售罄。一些团地还出现了五比一的抽选比率。这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团地人气居高不下的黄金时代。

结局

团地社区的兴衰史也是日本社会战后史的一个缩影。而团地体现的空间构型和生活方式更是深刻影响到了几代日本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在都市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又开始怀念起团地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理想型。

仅今年夏天，就有阪本顺治的《团地》和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两部以团地为背景的电影上映。不少日本年轻人更是借助网络的平台，成立了以团地社区为主题的兴趣小组。他们会在周末走访日本各地留存的团地，以摄像、访谈的形式来理解这种他们许多人本身并没有经历过的住房形态。

相信在未来，团地社区的发展会继续被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影响，而它反过来也会继续影响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