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达五年三换帅，外资公募机构分化加剧

文｜杨海波

富达基金又换掌门人了。

近日，富达基金的一纸公告，再次让外资公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公告显示，EDMOND TANUWIDJAJA（陈培文）正式出任富达基金总经理。

富达基金成立于2021年，如今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第五个年头，却已经迎来了第三任总经理。此前，黄小薏曾担任公司首任总经理，随后孙晨接任，但任职不足一年便离任。与此同时，富达基金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核心岗位也在经历变化。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富达基金核心管理层持续调整。到了今年8月，资本市场甚至流出了“富达国际考虑退出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的传言。

而放眼整个外资公募行业，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贝莱德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等外资公募机构，近年来频繁进行管理层调整。

曾经带着全球经验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公募，正在经历怎样的新阶段？

五年三任掌门，富达仍做不好中国生意

9月4日，富达基金正式宣布，陈培文出任公司总经理。陈培文是金融圈老炮儿，他2021年12月加入富达基金，恰好赶上这家外资独资公募的筹备阶段。此后，他担任过财务及战略管理总监，负责企业财务和业务战略管理，2025年7月起出任财务负责人。

更早之前，陈培文在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担任金融服务合伙人，也曾在德勤和马来西亚明讯移动任职。财务、咨询、企业战略，是他履历中最清晰的几条线。

今年5月，原总经理孙晨因个人原因离任，陈培文开始代任总经理。四个月后，代任变成正式任命。至此，富达基金成立仅五年，已经历了黄小薏、孙晨、陈培文三位总经理。

而陈培文接手的富达基金，正面临成立五年以来的艰难局面。

富达基金成立于2021年，由富达亚洲控股全资持有，2022年底正式获批开展公募业务。它的母公司富达国际，是一家在全球管理着1.18万亿美元客户资产的老牌资管巨头。股东背景足够显赫，但“富达”两个字带来的光环，并没有自然转化成公募规模。

过去几年，富达基金的管理规模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Wind数据显示，2024年末，富达基金管理规模达到68.27亿元的历史峰值，到2025年末已经回落到28.98亿元，几乎腰斩。

2026年一季度，凭借新发债基，富达基金管理规模短暂反弹到44.64亿元；到二季度末，富达基金在管公募规模为45.28亿元，在全行业160多家公募机构中仍处于靠后位置。

而据路透社报道，富达国际曾在2024年时估算：富达基金至少需要1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40亿元） 的资产规模才能实现盈利。实际规模与盈利门槛之间的差距悬殊。

更棘手的是，富达基金的规模结构。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富达基金旗下债券型基金规模约33.42亿元，股票型基金只有1.81亿元，混合型基金3.66亿元，FOF产品6.39亿元。其中，一只债券型指数基金就占了26.29亿元，接近公司总规模的六成。

换句话说，富达公募的管理规模主要靠一只债基撑着，权益类产品的存在感极弱。公开信息显示，在孙晨任内，富达权益基金规模缩水近55%，投研团队也比较单薄，6名基金经理需要管理20多只产品，人均负担不轻。

富达基金的盈利压力也不小。根据公开年报数据，富达基金成立后连续亏损：2023年富达基金净亏损约1.03亿元，2024年亏损收窄至约5165万元，但始终没有走到盈亏平衡线。

2025年，公司仍未能扭亏，管理规模从峰值回落之后，盈利压力重新加大。规模下滑与成本刚性并存，使富达基金的盈利拐点迟迟没有到来。

对此，股东方富达国际的选择是持续增资。2025年内，富达基金注册资本从1.6亿美元增至2亿美元。据路透社披露，富达国际累计向富达基金投入约2.18亿美元，在新设外商独资基金公司中属于非常高的投入水平。

陈培文接手的富达基金，就是这样一个盘子：规模不大，结构偏债，权益薄弱，盈利未稳，但股东仍在投入。

陈培文能打的牌并不多，短期来看，控制成本、稳住富达基金的债基基本盘，是更现实的选择。但富达基金无法回避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中国公募市场，如果只是“外资品牌+几只债基”，很难支撑一家公募的长期存在。

外资公募，集体寻找新答案

富达基金的困境并非孤例，但不同外资公募机构的分化正在加剧。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境内8家外资独资公募中，管理规模过千亿的只有摩根资产管理和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路博迈基金、贝莱德基金处于百亿元以上；富达基金、安联基金、联博基金则都不足50亿元。

外资公募的内部分化正在加剧，头部与尾部之间是数十倍的差距。而这份差距悬殊的名单里，规模大小几乎和“稳不稳”没什么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贝莱德基金。贝莱德是全球管理规模数万亿美元的巨头，但它的中国公募首只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成立至今累计收益不佳，规模从50多亿元缩至十几亿元。

贝莱德的高层变动也十分频繁：2023年8月董事长汤晓东离任，董事长一职空缺近半年才等到范华接棒；2024年2月总经理张弛离任，陈剑先代任、后转正，可到了2025年3月，原浦银安盛基金总经理郁蓓华又空降接任。贝莱德不到两年换了三任总经理的频率，某种程度上定义了外资公募阵营的新常态。

比换人更彻底的，是施罗德基金的选择。2026年5月，施罗德基金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把旗下三只公募产品的管理人变更为路博迈基金，成了第一家实质性退出中国独资公募业务的外资机构。对于2023年才拿到牌照、三年就退场的施罗德来说，中国公募市场这道题最终还是没能答好。

至于路博迈、宏利基金这些规模看起来更能打的公司，同样没能置身事外：路博迈8月底一次性公告了多位副总经理、风控负责人的调整；宏利基金今年以来更是接连换了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督察长。

这些机构频繁换帅，一个共同的诱因是股权划转。宏利基金、摩根资产管理、摩根士丹利基金都在合资转独资的过程中经历过频繁的高管调整。只是有的机构借这次调整实现了平稳过渡，有的却陷入了反复换血。

过去几年，外资公募在中国已经过了拿牌照、铺产品的阶段，接下来拼的是生存能力、差异化定位和本土化深度。陈培文接棒富达基金，是这一行业变局中的一个注脚。

如何在一个本土竞争者已经极度成熟的市场中，为一家外资公募找到可持续的差异化路径。这不仅是富达的问题，也是所有在华外资公募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

参考资料：

《洞察 | 万亿巨头富达，为何在中国公募市场"水土不服"？ 施罗德之后，富达也要走？外资公募的“中国难题”》，财视

《全球资管巨头回应退出中国市场传闻，年内已多人离职》，21世纪经济报道

《外资公募为何“不上道”？》，妙投

《联博、富达增资换人，外资公募如何加速“差异化”》，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