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内参丨马振阳

过去30多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增加了近五成，已经接近2亿人。

《柳叶刀》旗下期刊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估计达到1.912亿，较1990年增长45.6%。其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人数分别达到5960万和5870万，均接近6000万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精神健康问题并非均匀分布在不同年龄段。5—19岁、30—39岁和50—59岁，是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三个阶段。尤其是30—39岁，同时面临职业竞争、经济压力、养育子女和照顾父母等多重压力。

这项研究由中国疾控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完成，基于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对1990年至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进行了系统分析。

抑郁、焦虑患者均接近6000万

过去30多年，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明显增加。

研究显示，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约为每10万人12706例，较1990年增长14.6%。也就是说，患病总人数的增加同时受到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疾病负担本身上升等因素影响。

从具体疾病来看，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始终是中国最普遍的两类精神障碍。2023年，中国抑郁障碍患病人数约5960万，焦虑障碍约5870万。

另一个更加明显的变化是进食障碍。1990年至2023年，中国进食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由每10万人102例上升至166例，累计增长63.4%，在各类精神障碍中增幅最为突出。

这一趋势在年轻女性中尤其明显。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数字媒体的广泛使用，以及不切实际的体型审美观不断被强化有关。

性别之间的疾病结构也存在差异。女性抑郁障碍患病率相对更高；男性则在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以及行为障碍方面承担更高的疾病负担。

30—39岁人群，多重压力集中叠加

从年龄来看，精神障碍负担并不是平均分布的。研究显示，5—19岁、30—39岁和50—59岁，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三个年龄阶段。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焦虑和神经发育障碍的高负担，与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家庭教育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数字媒体暴露等因素有关。

进入30—39岁之后，压力来源则明显变化。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往往需要同时面对职业竞争和经济压力，又承担着养育子女和照顾年迈父母的双重责任。

事业、家庭、经济和照护压力在同一个年龄阶段集中叠加，使30—39岁成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人群之一。

到了50—59岁及更高年龄阶段，身体慢性疾病增加、退休前后的角色转变、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空巢”带来的孤独和社会隔离，又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从学生时代的学业压力，到中年的职业、家庭和经济压力，再到老龄阶段的疾病和社会隔离，精神健康风险几乎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香港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其次是甘肃

研究还发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精神障碍负担存在明显差异。

2023年，精神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的是香港，其次为甘肃、澳门和山东；辽宁、天津、北京和上海相对较低。

过去30多年，澳门、湖北、香港、西藏和宁夏的增幅较为明显。

不过，研究人员特别提醒，地区之间的数据不能简单理解为“哪个地方的人心理问题更多”。例如，香港和澳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估算出的疾病负担较高，既可能反映真实的流行病学差异，也可能与数据收集更加完整、居民就医及报告意愿更高有关。

相反，在部分地区，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可能降低患者主动就医、诊断和自我报告的比例，从而低估真实疾病负担。

部分西部地区较高的疾病负担，则可能同时与人口外流、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加，以及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不足有关。

近2亿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影响已经不止于医疗

从1990年的约1.31亿人，到2023年的1.91亿人，30多年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已经增加接近6000万。

当这一问题覆盖接近2亿人，它带来的影响也已经不只是医疗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数据提供了一个参照：仅抑郁和焦虑，每年就导致全球约120亿个工作日损失，造成约1万亿美元的生产率损失。

对于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缩小以及劳动力结构变化的中国而言，精神健康问题的持续增加，也意味着更多成本最终会由家庭、企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共同承担。

从这个角度看，精神健康正在从过去相对隐蔽的个人和家庭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人口质量、劳动效率和社会运行成本的一个长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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