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c孙聪颖、朴晋泽 发自首尔

编辑：侯煜

中韩人文交流几经起伏，这几年，不少校际合作止步于签约合影，实质性落地项目寥寥。

在2023-2025 三届中韩经济发展论坛上，韩国京畿大学作为联合主办方，把北京大学、首尔大学等中韩头部高校、智库与产业界代表汇聚一堂。(详情见:中韩论坛探索双边贸易新动能：数字经济成为供应链新机遇)

在既有官方对话渠道之外，搭建起一个长期运行的民间学术对话平台，在双边亟需构建互信的阶段，促成多场务实研讨。

这场持续的学术活动，也让这所在韩国本土拥有深厚积淀的知名高等学府，进一步进入中国教育与产业圈层的视野。

创立于1947 年的京畿大学，是韩国老牌名校，拥有首尔、水原两大校区，计算机与软件，观光管理、表演艺术、经营学是其蜚声韩国的优势学科，办学七十余年间培养出大量活跃于学界、业界、文艺界与政界的校友。

近日，据京畿大学官方消息，学校已举行专任教员任命仪式，正式任命该校国际经营系终身教授、韩中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子阳出任国际处处长（국제처장）。

建校 79 年来，这所高校首次聘任外籍学者出任国际处长。

作为韩国高校史上首位外籍国际处处长，刘子阳教授的履新，对中韩学界互鉴、产学研双向打通有着标志性意义。

在双边人文交流面临多重变量的当下，这条由学者兼任管理者的通路，提供了一种跳出固有范式的对话可能。

近日，《华尔街科技眼》有幸专访刚刚履新京畿大学国际处处长的刘子阳教授，请他从高校国际化操盘者的视角，分享对中韩学术合作、人才流动与产业联动的观察与思考。

访谈避开程式化的外交辞令，话题除了覆盖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事任命，还包括韩国高校国际化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

微观层面则包括学分互认背后的制度壁垒、留学生服务现存短板，以及运营一个民间学术交流平台需要平衡的各方诉求。

以下是专访实录:

华尔街科技眼：刘教授，回到履新通知那个瞬间。校方正式告知您出任国际处长时，您当时正在做什么？第一感受是什么？

刘子阳：那天我在办公室处理一场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材料。收到邮件的时候，心情挺复杂。

客观看，这么多年一个个项目跟下来，对接院系、协调各方，该做的事基本我都做了，机会出现有迹可循，算不上完全意外。

但当真看到任命通知，还是会觉得惊喜。很多外人不清楚，在韩国私立高校里，国际处长不是一个单纯的荣誉头衔。

这个岗位可以参与校高层会议，在校内国际化方向上拥有讨论与推动的空间。过去79 年没有外籍人士出任这一职位，并不是缺少有能力的华人学者，而是长期形成的校内惯例、管理惯性与多方审慎考量一直存在。

图:理事长、校长分别为刘子阳教授颁发任命书和纪念牌

所以理智上，我知道长期深耕一件事，就存在突破的可能；情感上，还是会感慨，打破延续近八十年的惯例，这份担子并不轻。

头衔带来的光环是次要的。中韩关系正处在务实调整的阶段，一所韩国本土名校愿意迈出这一步，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姿态，于我而言，这更多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华尔街科技眼：韩国高校里优秀的华人学者并不少，有人深耕学术论文，有人频繁出席各类国际论坛。您觉得，学校最终选择您，最看重哪些特质？

刘子阳：我不方便替校方下定论，只能谈谈我自己一贯的工作状态。

一方面，我坚持教研与外事双线并行。教学、科研工作没有停下，始终站在讲台、持续产出学术研究，这样我才能切身理解中韩两国高校教师在推进跨国课题、联合发表成果时遇到的真实阻碍。

另一方面，这么多年参与各类合作项目，我并不只是出席开幕式合影。许多研讨会、交换项目，从方案起草、多方资源对接，到协调两边院系沟通，再到跟进后续落地，整条工作链路我都完整参与。

除此之外，在韩国工作多年，我不止熟悉中韩语境，也慢慢摸透韩国高校的运行逻辑：哪些事项需要对接理事会，哪些议题要先与学院层面达成共识，哪些合作重在形象展示，哪些项目是各方都希望做实的长期规划。

不少合作卡在半路，问题往往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双方思维习惯、办事节奏存在差异，中间缺少一个能够做好双向沟通、弥合认知差的角色。

还有一点，京畿大学本身拥有辨识度很高的优势学科，积淀深厚。学校或许希望国际化负责人，能够把这些优势学科和中国丰富的院校、产业资源精准对接，而不是停留在批量签署合作备忘录。

华尔街科技眼：一边担任教授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一边管理整个国际处部门。不少人会觉得两件事很难兼顾。您平时的工作节奏大概是什么样？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时间分配？

刘子阳：谈不上完美平衡，更多是不断取舍。

工作日白天，大部分时间被会议、邮件、多方对接填满。要和各个学院院长沟通国际化需求，和海外合作院校线上磋商项目，收集处理留学生反馈意见，梳理部门工作计划。很多邮件来回沟通三四轮是常态，事务细碎而繁杂。

教学和科研只能挤在清晨、晚间和周末完成。有人问我行政工作这么忙，为什么不停下论文写作和授课。

我的看法是，如果长期脱离教学一线，再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很难体会老师们吐槽联合发表有多麻烦，看不清学分互认里藏着的各种细节障碍。到那时，我就成了只负责下发通知的行政人员，很难共情大家遇到的真实难题。

学术研究是我的根基，管理岗位是放大影响力的杠杆。一篇论文可以解决一个细分领域的问题；一个成熟的校际合作平台，可以给上百名学者、上千名学生提供交流机会。二者我都不想放弃，代价就是个人时间被拆分得很零散。

华尔街科技眼：网络上有一种很现实的看法，部分高校设置外籍负责人岗位，只是一块用来展示国际化的招牌，实际决策权有限。面对这样的质疑，您打算如何回应？

刘子阳：这个质疑很现实，全球范围内确实存在类似情况。我不会反复强调学校给予我多大信任这类空话。

岗位的话语权，不是任命文件赋予的，是靠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争取来的。

图：历届中韩经济发展论坛均汇聚中韩头部院校专家

我可以参与部门工作规划、海外合作院校筛选、重点项目立项、留学生服务优化等全流程讨论与推进。

一张好看的名片没有太大意义，能不能解决真问题，才是检验这份工作的标准。

接下来一两年，大家不必只听我的采访表态，可以看几件实事：我们新增了多少能够长期运行的交换项目，而不是一次性活动；多少个院系真正动起来开展跨国联合课题；留学生集中反映的问题有没有一批得到系统性解决；还有多少合作备忘录，不再签完就归档，而是开出课程、促成师生互访，拿出实质产出。

国际化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这些事有没有落地。

华尔街科技眼：站在京畿大学这个位置看，现在中韩教育交流，机会在哪？最头疼的堵点又在哪？

刘子阳：机会其实藏在学科互补性里。

京畿大学最强的板块，计算机与软件，观光管理、表演艺术、经营学，都是当下中国热度很高的赛道。中国学生、学者、产业界对这些方向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反过来，韩国学界也非常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数字经济、短视频产业、文旅新业态的发展路径。

像北大经济学院和我们已经有了高层互访，双方都看到了经管、数字产业方向巨大的对话空间。双方不存在单向的输出或崇拜，而是有非常多可以互相借鉴、彼此启发的地方。外部大环境趋于务实，给了双方更多对话的空间。

堵点就更复杂了。不完全来自政策层面，还有舆论情绪、固有刻板印象。一件小事，很容易在两国社交平台被放大，给校际合作带来额外的舆论压力。

大学不能假装外部世界的分歧不存在。但大学有一项独特的使命：保留一块可以理性对话的小空间。

我们不必动辄谈论宏大叙事，就聚焦专业本身，聊文旅项目如何运营、文创IP 怎样开发、中小企业如何出海。把讨论收束到学科与产业问题上，很多情绪层面的对立自然会被弱化。

华尔街科技眼：一个行业老梗：不少高校的国际合作，就是“巡回签约游”。备忘录签了厚厚一摞，真正落地的没几个。业内叫 “纸面国际化”。您上任之后，准备怎么破解这个问题？

刘子阳：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共鸣。

以前我们也见过，一场签约仪式，合影、发通稿，新闻做得很漂亮，之后文件便束之高阁，再无下文。院系不清楚后续任务，老师缺少参与动力，学生看不到具体项目。哪怕是和北大这样顶尖院校达成了合作意向，要是后续没有课程对接、没有学分细则，最后也容易只留在新闻稿里。

我现在的思路很简单：减量提质。

第一，盘点存量合作院校。有些合作协议签了五六年，期间没有一次师生互访、没有一场联合活动。我们会与合作方坦诚沟通，如果双方暂时不具备落地条件，可以先将项目搁置，把人力精力腾出来，集中给到一批真正愿意投入、学科方向又互补的伙伴。不必一味追逐合作院校数量排行榜上的数字。

第二，调整项目类型。不能只盯着半年或一年期的长期交换。依托京畿大学在文创、文旅上的传统优势，可以推出一些 2‑4 周的短期研学营、青年创作者工作坊、行业闭门沙龙。这类项目周期短、试错成本低、师生参与门槛更低，更容易跑出示范案例。对于北大这类重点合作对象，可以先从经济、文旅相关院系入手，小范围试水短期课程互认。

第三，理顺校内激励。国际化不该只是国际处一个部门的KPI。院系老师投入跨国合作项目，工作量如何认定？相关成果在职称评审里能否得到认可？如果做多做少差别不大，很难调动大家持续投入的热情。这件事只能在校内慢慢推动共识，急不得。

华尔街科技眼：很多外人以为学分互认就是两边领导碰个头签个字就行。您这边和北大已经有了初步探讨，真要把这件事落地，最难啃的地方在哪？

刘子阳：难点不在语言，而在两套完全独立的教学评价体系。

举个很具体的例子：一门“文化产业运营” 课，在中国高校可能是 3 学分。放到韩国，课时排布、考核方式、作业权重都不一样，换算下来往往只能折算成 1.5 学分。

学生会觉得，投入时间修完一门课，回国却抵不上一门专业课，性价比有限。北大本身有着一套非常严谨的校外学分认定标准，课程匹配度、学时、考核形式，每一项都要逐条比对。

还有联合发表的问题。同一篇中韩合作论文，在国内评职称算不算有效成果？在韩国算不算？两边认定标准不一样，老师们难免会权衡投入产出比。

图:韩国京畿大学研学团队走进宇树总部

单靠一所大学，改变不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我们能做的，是小范围试点。挑一两个优势学院，比如观光学院、经管学院，和国内的院系协商一套院系层面的定制转换规则。先跑通一小批案例，让第一批参与的学生、老师看到可行性，再慢慢向外推广。

一口吃不成胖子，只能一个学院一个学院啃。北大与京畿大学目前仍处在合作意向阶段，距离正式落地学分互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方向已经明确。

华尔街科技眼：作为一所建校近八十年、在韩国本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高等学府，京畿大学的合作网络遍布全球。在您看来，它做国际化，区别于其他韩国高校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对华合作在它的全球布局里处于什么位置？会不会把全部重心押在中国？

刘子阳：在我看来，它最大的特点，是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国际化路径。它并不执着于在全学科赛道上与韩国最顶尖的综合性名校比拼综合排名，而是充分发挥自身长板，围绕王牌专业向外拓展合作。遴选海外合作伙伴时，更看重双方优势学科能否形成协同效应，而不是一味追求合作院校的名头与总量。

放在整体布局中，欧洲、东南亚、美洲都有值得对接的优质高校，我们的全球合作网络会保持均衡布局，不会把所有筹码押在单一国家。

但中国，毫无疑问是最核心的板块之一。这不只关乎生源规模，更来自高度的学科匹配度。我们的优势学科，恰好踩中中国文化出海、文旅产业升级、文创行业爆发的风口。国内有大量高校可以深度对话的学术资源。

我的设想是，把对华合作做成一块精品试验田。打磨出一套可落地的研学项目、产学研沙龙、师生互访模式之后，这套运营经验还可以复制到和越南、印尼等其他亚洲院校的合作当中。对华合作做好了，反过来也能提升它整体的全球国际化水平。

华尔街科技眼：聊回中韩经济发展论坛。连续三届论坛，京畿大学都是联合主办方，把中韩学界、产业界聚到了一起。回头看，前两届哪些做法值得肯定，又踩过哪些坑？未来希望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刘子阳：做得好的地方很明确：它证明，在官方渠道之外，一所韩国本土名校牵头，同样可以搭建一个平台，把中韩顶尖高校、智库、企业请到一张桌上对话。

论坛避开空泛口号，议题落在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出海、文创IP 运营这些具体问题上。不少场次结束之后，台下中韩企业直接交换联系方式，对接资源。北大等国内名校学者的到场，也抬升了论坛的学术分量。这是我最愿意看见的：讨论不止停留在 PPT 和会场里。

图:刘子阳教授在中韩友好合作与未来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坑也非常清晰。第一，学界和产业界还存在“两张皮” 问题。学者输出观点，企业家抛出痛点，但会后还需要落地，加强持续对接的机制。

论坛未来的定位不变：学术+ 产业双轮驱动的民间产学研交流平台。一方面持续邀请扎实的研究者参与，深化与北大等国内高校的学术联动；另一方面完善会后对接机制，增设闭门圆桌、项目对接专场，整理年度案例集，扩大青年板块。

我不奢望它一夜之间变成东亚顶级论坛。只希望在双边关系起伏的大环境下，它能做一个稳定、中立、细水长流的小平台，每年产出一点点有用的对话线索。

华尔街科技眼：最后一个开放性问题。如果给五年之后画一幅理想图景，您心中中韩高校之间最好的交流氛围是什么样子？

刘子阳：我理想中的画面，不是动辄上千人的盛大仪式。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小场景：

一名中国学生来京畿大学修一门文创短课，学分回国可以顺畅认定；

一名韩国学者和中方团队联合完成文旅课题，双方职称体系都认可这份成果；

一场小型工作坊里，中韩青年创业者坐在一起，不用先站队、不必预设立场，只讨论一个IP 如何运营、一个文旅项目怎么做；

校际合作不再只是为了完成考核KPI，而是老师、学生、企业发自内心地觉得，一起做事有价值。

大环境的走向，不是一所大学、一个人可以左右。但我希望，以京畿大学为一个小小的支点，多修几座小桥。桥不用很大，但足够稳固，愿意来往的人，都可以双向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