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有医生首次观察到一名脾炎患者的血液呈现“无法解释的乳白色”；36年后，德国病理学家正式将这种疾病命名为“白血病”。

然后，这百年以来，这三个字几乎等同于一张死亡判决书，是无数家庭深夜里的噩梦。一旦确诊，仿佛判决书已经下达，患者苍白如纸的面色、频繁不止的鼻血、持续不退的高烧，以及化疗后掉光的头发，构成了人们对这种疾病最刻板的恐惧印象。

在影视作品里，它是推动剧情的"终极悲剧"；在邻里闲聊中，它是"治不好"的代名词；在医学教科书上，它曾长期被归类为"恶性血液肿瘤"中最棘手的一类。

它就像一个沉默的白色幽灵，让人闻风丧胆。在过去，确诊白血病意味着一场漫长的、几乎注定走向终点的告别。而现在，故事正在被改写。

一个被值得听见的好消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说了这样一句话，足以让无数患者和家庭重燃希望："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能够达到完全控制。"

这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基于数十年医学进步的底气。张晓辉介绍，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曾经被世界公认为"不治之症"的白血病，已经走到了"可治可控"甚至"大部分可治愈"的新阶段。

这条消息，像一束光，照进了曾经被绝望笼罩的角落。

"完全控制"四个字，意味着白血病患者不再只能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宣判。通过精准的诊断分型和个体化治疗方案，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实现长期无病生存，这在医学语境中，与"临床治愈"已非常接近。

这简单的四个字，是人类与白血病抗争了近一个世纪后，交出的一份越来越有底气的答卷。

那么，这份底气从何而来？让我们回溯这场持续百年的攻防战。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看，卫健委到底是如何看待这四个字的：

首先是，有些白血病已经可以当“慢性病”来管了。 张晓辉举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例子：随着靶向治疗药物的问世，这种过去治疗难度大、病程长、痛苦大的疾病，大多数患者已经可以治愈，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换句话说，它正在变得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以被长期管理。

其次，急性白血病也不再是“绝症”。 随着方案迭代和综合治疗技术的提升，靶向药物治疗、精准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治疗，白血病完全可以达到可控可治，大部分可以治愈。

同时，中国人在这个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 张晓辉特别提到了两个“中国方案”：一个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维甲酸+砷剂”治疗模式，绝大多数患者完全可以康复，达到正常人的生活水平；另一个是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北京方案”，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供者”时代的到来。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从“跟跑”“并跑”走到了“领跑”全世界。

更重要的是，即使遇到难治的患者，也还有办法。 医生可以综合运用精准化疗、CAR-T细胞治疗、靶向药物治疗以及终极手段，造血干细胞移植。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大多数患者能够实现康复。

张晓辉最后呼吁：如果不幸确诊了白血病，不要恐慌，正确面对，及时就医，积极沟通，“我们要建立自信，能够使这个疾病走向治愈”。

百年攻防：人类如何一步步攻克白血病

在20世纪上半叶，白血病的治疗几乎是一片空白。医生能做的事情寥寥无几：输血维持、对症处理，然后……等待。

彼时，医学界对白血病的认知还很粗浅。人们知道患者血液中出现了异常的白细胞，但不知道这些细胞为什么失控，更不知道如何阻止它。确诊之后，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往往只有数月。

转折发生在1947年。

美国波士顿的儿科病理学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尝试用一种叶酸拮抗剂，氨基蝶呤来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这是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想法。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给白血病患者补充叶酸可能有助于改善病情。法伯反其道而行之：他想用一种化学物质去"阻断"叶酸的作用，从而抑制白血病细胞的生长。

结果令人震惊：部分患儿的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明显减少，出现了缓解。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药物让白血病"退兵"。虽然缓解是暂时的，患者最终还是复发了，但法伯的实验证明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白血病是可以被药物击败的。

这一发现，犹如暗夜中划亮的第一根火柴。从此，化疗成为对抗白血病的基础武器。

一根火柴的光亮终究有限。单一药物很快遇到了瓶颈,白血病细胞太"狡猾"，它们会迅速产生耐药性，让一种药物失效。

196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埃米尔·弗雷（Emil Frei）和埃米尔·弗雷雷希（Emil Freireich）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思路：联合用药。

道理说来也朴素：如果白血病细胞能对一种药物产生耐药，那就同时用几种不同机制的药物来围攻它。就像围猎，一把猎枪可能打不中，但从四面八方同时开火，猎物就难以逃脱。

这一思路被证明极为有效。此后，美国圣犹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更进一步，提出"全面治疗"（Total Therapy）策略：多种化疗药物联合使用，加上中枢神经系统预防（防止白血病细胞藏匿到脑部），再加上长期的维持治疗。

效果立竿见影。到1970年代，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从不到10%跃升至约50%。

这在当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数字。要知道，仅仅二十年前，这个数字还是零。

化疗虽然强大，但对某些类型的白血病，尤其是高危型和复发患者仍然力不从心。癌细胞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于是，医学界开始思考一种更激进的方案：既然骨髓已经被"污染"了，能不能把坏的骨髓彻底摧毁，换上一份全新的？

这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原始逻辑，用超大剂量的化疗或放疗，把患者体内的异常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全部清除（这个过程叫"预处理"），然后再把健康供者的造血干细胞输注进去，让它们在患者体内"扎根"、重建一套全新的造血和免疫系统。

美国医学家唐奈尔·托马斯（E. Donnall Thomas）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骨髓移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在1970年代实现了突破，通过HLA配型（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成功完成了骨髓移植手术。

1990年，托马斯因这一开创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造血干细胞移植为那些曾经被宣判"无药可救"的患者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但它也有着严峻的挑战：配型困难、移植后排斥反应（移植物抗宿主病）、感染风险高……移植手术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然而，正是这场"豪赌"，拯救了无数本不可能存活的生命。

在与白血病的战斗中，中国科学家贡献了堪称传奇的一笔。这里要讲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APL曾经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亚型之一。患者常常因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而迅速死亡，来势之猛，甚至来不及展开治疗。

19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王振义教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用全反式维甲酸（ATRA），一种维生素A的衍生物来处理APL患者的白血病细胞，这些"叛变"的细胞居然会重新"改邪归正"，分化、成熟为正常的血细胞。

这个发现颠覆了癌症治疗的传统逻辑。过去的思路一直是"杀死癌细胞"，而王振义的做法是"教育癌细胞"，不是消灭它，而是让它恢复正常。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疗哲学。

1988年，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血液学顶级期刊发表，引起全球轰动。

几乎与此同时，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张亭栋教授发现，从民间验方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对APL有显著疗效。此后，陈竺院士等学者深入阐明了其作用机制。

当维甲酸和砷剂"双剑合璧"时，奇迹发生了：APL从一个致死率极高的白血病亚型，变成了一个治愈率超过90%的疾病。

用剧毒的砒霜来救命，用维生素的衍生物来"教化"癌细胞,这两项来自中国的发现，改写了全球APL治疗指南，至今仍是标准方案。

196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染色体异常，费城染色体。它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标志性特征：两条染色体发生了"错位对接"，产生了一个异常的融合基因BCR-ABL，编码出一种持续活跃的酪氨酸激酶，像一个被卡在"加速档"上的油门，驱动白血病细胞不停地分裂增殖。

发现靶点是第一步。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针对这个靶点的药物。

2001年，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布莱恩·德鲁克（Brian Druker）等人研发的伊马替尼（Imatinib，商品名"格列卫"）获FDA批准上市。

格列卫的设计堪称精妙：它像一把精确配对的钥匙，只插入BCR-ABL这个异常激酶的"锁孔"，将其锁定在失活状态，而对正常细胞几乎没有伤害。

在此之前，CML患者确诊后的中位生存时间约为3-5年。格列卫问世后，绝大多数患者只需每天口服一片药，就能将疾病牢牢控制住。他们的预期寿命，已接近正常人群。

CML从一种致命的血液肿瘤，变成了一种可以长期服药控制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这就是靶向治疗的力量：不搞"地毯式轰炸"，只做"精确制导"。它标志着白血病治疗正式进入了精准医学时代。

如果说靶向治疗是给武器装上了瞄准镜，那么免疫治疗则是请出了人体内最强大的战士,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参战。

其中最具革命性的，是CAR-T细胞疗法。

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从患者体内提取出T细胞（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在实验室中通过基因工程手段，给T细胞装上一个"导航头"，嵌合抗原受体（CAR）。这个"导航头"能精准识别白血病细胞表面的特定标记（比如CD19）。经过改造和大量扩增后，这些"升级版"免疫战士被输回患者体内，去精准猎杀白血病细胞。

2012年，美国费城儿童医院收治了一名叫艾米丽·怀特海德（Emily Whitehead）的小女孩。她年仅6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两次复发，所有常规治疗手段均已失效，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她的父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女儿参加CAR-T临床试验。

治疗过程惊心动魄，CAR-T细胞在体内大量杀灭癌细胞时释放的细胞因子风暴（一种剧烈的免疫反应）一度让艾米丽高烧昏迷，在ICU命悬一线。但最终，她的免疫系统赢得了这场战斗。

艾米丽体内的白血病完全消失了。

截至今天，她已无病生存超过十年，成为一名健康的青少年。

2017年，美国FDA批准了首个CAR-T细胞疗法产品（Kymriah），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儿童和青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此后，多款CAR-T产品陆续获批。

白血病的免疫治疗版图还在不断扩展：除了CAR-T，还有双特异性抗体（如贝林妥欧单抗，能同时抓住癌细胞和免疫细胞，充当"桥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多种新武器。

人类终于学会了"借力打力"，即用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对付那些曾经无法无天的癌细胞。

经过近百年的艰难抗争，人类对白血病的认知和治疗能力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飞跃：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从1960年代的不到10%，提升到如今的超过90%；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通过靶向药物治疗，绝大多数可以实现长期生存，预期寿命接近正常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国方案使其成为治愈率最高的白血病亚型之一，超过90%。

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不断成熟，半相合移植（供者只需配型一半即可）等新技术大幅拓宽了供者来源；CAR-T等免疫疗法为曾经走投无路的复发/难治患者提供了"绝处逢生"的机会。

白血病，已从当年的"不治之症"，逐步转变为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

战役尚未彻底结束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人类与白血病的战斗远未画上句号。

白血病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家族，急性与慢性、髓系与淋系，细分亚型多达数十种。不同亚型之间的生物学行为、治疗反应和预后差异巨大。

仍有部分高危亚型和复发难治患者的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CAR-T疗法虽然效果惊人，但也面临细胞因子风暴、神经毒性等严重副反应的管理挑战，且费用高昂，普及尚需时日。靶向治疗也存在耐药问题，癌细胞总在寻找"逃逸"的新路径。

但正如张晓辉医生在发布会上所传递的信心：武器库里可供选择的武器越来越多，医生手中的"牌"越来越大。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干细胞移植，再加上化疗、放疗等传统手段的优化组合，多种先进技术协同作战，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者获得长期、高质量的生存。

回望这段历史，人类与白血病的抗争，是一部从绝望走向希望的史诗。

从1960年发现费城染色体时的懵懂，到化疗时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悲壮；从2001年伊马替尼获批上市开启靶向时代，到CAR-T细胞疗法让免疫治疗大放异彩；从"上海方案"的中国原创，到"北京方案"破解世界难题……

每一步，都踩在无数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的肩膀上。

张晓辉在发布会上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能够重返社会、重返工作岗位，还他们生命的春天"。

这句话，或许是对这场百年抗争最好的注脚。

白血病，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正在褪去它的恐怖色彩。它提醒我们：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每一次突破，都始于人类不向绝望低头的勇气。

如今，这块巨石虽然还没有被彻底搬走，但已经被一块一块地凿开了。

光，正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