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国际商贸城

文 | 罗提

7月17日，成都召开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

这次全会聚焦一件事：强县活区。

对于一座拥有超大城市规模、长期依靠中心城区和城市新区集聚资源的城市而言，这个信号不同寻常。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实施强县活区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市域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一个提法格外醒目：“加快向县域经济‘八小龙’整体跃升”。一个副省级城市，把县域经济提到全会决议的核心位置，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但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拉，你会发现这并非孤例，而是一场早已启动的宏大叙事的地方回响。

4月23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就“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这是中央最高层面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明确价值判断，“因地制宜” “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成为县域经济新的方法论关键词；6月5日，国办一纸文件叫停“县区新设政府投资基金”，五年“千县万基金”运动戛然而止；7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中组部署名文章，要求县委书记加强“现代产业”的履职能力培训；7月17日，成都以全会决议的方式，把这些顶层信号转化为超大城市的市域治理方案。

三个月，四记重锤。一个清晰的信号已经浮出水面：县域，正在从中国行政体系的“末梢神经”，跃升为国家战略的“C位主角”。

过去三十年，我们习惯了“大城市虹吸、县域承接淘汰产业”的单向逻辑；习惯了县委书记“跑项目、争资金、搞基建”的传统角色；习惯了各地拼土地、拼补贴、拼税收优惠的同质化竞争。

而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当土地、补贴和基金不再是万能工具，什么样的县域能够胜出？江苏为何用立法护住“一县一业”，浙江如何把市场网络变成全球通道，广东怎样用“飞地”打破行政边界？成都实施“强县活区”，又能从这些先发地区的打法中借鉴什么、避免什么？

义乌经验

义乌凭什么获得如此高规格的认可？

在义乌这片仅110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聚集了超过1100个市场主体，是中国密度最高的县域经济生态。这不是靠政策洼地堆出来的，而是靠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长出来的。

义乌经验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市场自生长能力＋基层制度供给”。这13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县域经济发展最核心的两个要素：一个是内生的、自下而上的市场活力，一个是外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崛起密码。

回顾义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三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草根创业期（1980年代—1990年代）。义乌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起步，靠的是浙江沿海一带敢闯敢干的民间创业精神。这个阶段的关键在于，当其他地方还在严格管控商品流通时，义乌的基层政府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为小商品交易提供了宝贵的制度空间。这种“允许试错”的基层治理智慧，是义乌经验最早期的制度供给。

第二阶段：市场扩张期（2000年代—2010年代）。义乌小商品城逐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市场面积超过550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这个阶段的关键在于，义乌政府没有满足于收租和管理，而是持续投入物流基础设施（义乌港、义乌机场、义新欧铁路），为小商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打通了物理通道。同时，义乌在全国率先推进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创造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制度创新。

第三阶段：数字化转型期（2020年代至今）。面对电商冲击和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义乌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数字贸易。2026年前两月出口暴增53%，非洲稳居第一大市场（对非进出口增长84.7%），对东盟进出口增长99%，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海关代码1039），单票15万美元以内商品可享受免征增值税（免征不退）和通关便利。义乌的灵活供应链和全球连接能力，使其能够在外部环境剧变中保持强劲韧性。

截至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总书记指示和《求是》文章的连续出台，标志着义乌经验从个案成功上升为国家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核心要点：

第一，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这是义乌经验最本质的特征。126万户经营主体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无数个体创业者在市场竞争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主体做决策，而是为市场主体的自发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和容错空间。对于其他县域而言，这意味着发展思路的根本性转变——从“政府主导、规划先行”转向“市场主导、制度适配”。

第二，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义乌的经验不能简单理解为“每个县都建一个小商品城”。中央明确要求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意味着每个县域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义乌”。有的县可能适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有的县可能适合发展文旅产业，有的县可能适合承接制造业转移，有的县可能适合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于深度挖掘本地的独特资源禀赋，而不是盲目模仿他人的产业路径。

第三，政府提供制度供给而非直接干预。这是义乌经验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难以复制的部分。义乌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扮演着“制度供给者”而非“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建设市场平台但不经营具体业务，优化营商环境但不干预企业决策，提供公共服务但不与民争利。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边界，恰恰是许多地方最难把握的。

第四，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义乌经验的最终指向不是让各县域“各自为战”，而是让各县域在统一大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义乌的小商品能够通达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靠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的规模效应和完整产业链支撑。总书记指示的深层意图，正是用“义乌样本”统一各地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认知，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让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

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特色打法

江苏模式：“一县一业”立法＋制造业强县

江苏省是中国百强县最密集的省份，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宜兴等县域长期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2026年上半年，江苏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展现了“立法先行”的打法。

1月20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江苏省保障和促进宜兴陶瓷高质量发展条例》，开创了以省级立法护航县域特色产业的先河，首创“一县一业”省级立法模式。宜兴是中国陶瓷之都，紫砂陶瓷是其最具辨识度的特色产业。

这部条例的深意在于：它不再是泛泛而谈的“支持产业发展”，而是为特定产业构建排他性的竞争壁垒——通过省级法规的形式，将宜兴陶瓷的品牌保护、工艺传承、质量标准、市场拓展等纳入法治轨道，使其成为其他地方无法简单复制的独特优势。这种“点穴式”政策比宏大的产业规划更具杀伤力，预示着“十五五”期间县域特色产业保护将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治层面。

浙江模式：市场驱动＋数字经济＋全球贸易网络

浙江是中国县域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其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义乌的发展路径已在前文分析，值得补充的是，6月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赴义乌国际商贸城调研平台监管与品牌保护机制，要求严打侵权仿冒，激发平台经济活力。这一调研释放了明确信号：义乌正在从“量”的全球第一向“质”的全球引领转型，品牌建设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

浙江在县域数字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农村电商、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正在向县域深度渗透，为县域特色产品打开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山东借鉴义乌经验推动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浙江县域数字化经验的推广。

广东模式：“百县千镇万村”工程＋海洋经济＋飞地经济

广东省的县域经济打法呈现出鲜明的“空间拓展＋区域协同”特征。

4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召开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强调“向县域和海洋要潜力要空间”，加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因县施策强化产业培育导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做强做优现代化海洋牧场、海上风电。“百县千镇万村工程”与海洋经济并提，意味着海洋是广东未来十年县域经济发展空间的主要来源。

1月23日，深圳市长覃伟中率队赴河源推动产业共建园区建设与产业转移。深圳与河源的互动折射出大湾区内部产业链梯次转移加速，中心城市正通过“腾笼换鸟”腾挪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这是典型的“飞地经济”模式——通过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共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对县域而言，飞地经济意味着可以借助大城市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本地产业培育。

福建模式：晋江经验＋民营经济和外资双轮驱动

福建的县域经济以“晋江经验”为核心，其本质特征是“品牌化发展＋民营经济主导”。

晋江是中国鞋服之都，安踏、特步、361度等知名品牌均诞生于此。晋江模式的核心在于：从代工制造起步，逐步培育自主品牌，通过品牌溢价提升产业附加值。这种“制造—品牌—渠道”的升级路径，为中国制造业县域提供了宝贵的转型经验。

百强县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特色，但都遵循着几个共同规律：一是都有明确的产业聚焦（不做“万能县”）；二是都形成了“产业—市场—服务”的闭环；三是都在持续升级（从制造到智造、从代工到品牌、从国内到全球）；四是都获得了制度层面的支撑（无论是省级立法还是开放平台）。

县域经济五大趋势

基于2026年上半年的政策动态和实践探索，县域经济正在呈现出五大新趋势：

趋势一：县域文旅消费升级——从“过境游”到“目的地”。 1月20日的《今日决策参考》分析将县域文旅列为2026年“服务型”消费的三大细分蓝海之一（另两个为银发经济和情感经济）。县域文旅将随着服务消费跑赢大盘而成为重要增长点。

过去，县域旅游大多是“过境游”，游客路过县域去知名景区，在县域停留时间短、消费少。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县域正在成为独立的旅游目的地。湖南湘西的茶旅融合、四川广元的文旅康养、旅游县级市对接铁路局开行旅游专列（8部门提出到2030年全国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县域文旅的核心逻辑在于：将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业体验、特色美食等资源整合为独特的旅游产品，吸引城市人群到县域消费。

趋势二：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下沉——从“城市消费品”到“全国基础设施”。 3月13日，中央部署59个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7月数据显示，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累计建成换电站2000座，覆盖31省180城，中小城市覆盖率超80%，换电网络已从重点城市连片延伸至县域市场。新能源补能正在从“城市消费品”变成“全国基础设施”。这一步决定商业模式能否规模化。过去充电网络优先城市再向外扩散，换电体系直接切入高速干线＋县域补能双通道，实质是在构建跨区域物流级能源网络。

趋势三：开发区改革——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2025年以来，辽宁分批撤并21家省级经开区（精简率22.8%，92家压减至71家），今年3月经辽宁日报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6月9日，上海印发高新区改革18条，核心从“重招商”转向“重产业生态培育”。这两件事看似发生在不同层级（省级经开区vs国家级高新区），但指向同一个方向：开发区正在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提质”。

全国近180个国家高新区中，大部分只走完了两步——第一步靠土地和税收拉企业，第二步靠基础设施和配套留企业。第三步靠产业生态养企业，绝大多数还没迈过去。上海18条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系统性地回答了“如何迈过第三步”的问题。

趋势四：飞地经济——大城市产业链向县域梯次转移。1月23日，深圳市长率队赴河源推动产业共建园区建设；4月28日，广东省提出“向县域和海洋要潜力要空间”。这些动态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在超大城市成本上升和产业外溢加速的背景下，产业链正在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域梯次转移。对县域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可以借助大城市的资源加速产业培育，挑战在于如果缺乏产业组织能力，可能沦为“候鸟企业”的暂居地。

趋势五：县域数字化——从“触网”到“嵌入全球供应链”。义乌前两月出口暴增53%，依托“1039”海关代码实现跨境电商便利化。山东借鉴义乌经验推动临沂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常熟出台政策抢滩AI＋OPC新业态。这些案例共同说明，县域数字化正在从简单的“开个网店”升级为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贸易体系。未来的县域数字化，将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得更深”的问题。

县域经济四大挑战

在看到趋势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县域经济面临的四大挑战：

挑战一：同质化竞争——各地产业方向趋同，缺乏差异化定位。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各地争相建设工业园区，竞相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热门”产业，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和效益低下。没有市场组织能力的县域，将逐步沦为要素流出地。解决同质化竞争的根本出路，在于每个县域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

挑战二：基金招商工具被收缴——县区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传统招商模式失效。这是2026年上半年对县域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政策冲击。6月5日国办发文明确“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直接关上了过去五年“千县万基金”招商模式的大门。很多县级基金根本投不出去，资金趴在账上，甚至沦为融资平台。

资源配置权正从“县区财政”上移到“省级平台＋央企总部＋市场化母基金”。这意味着县域必须彻底转变招商逻辑——从“靠基金补贴吸引企业”转向“靠产业生态留住企业”，从“给优惠政策”转向“给制度供给”，从“拼财力”转向“拼营商环境”。

挑战三：财政压力——县域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投资。 县域普遍面临“收不抵支”的财政困境。一方面，土地财政退潮导致县域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民生支出、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在基金招商工具被收缴后，县域的财政空间进一步收窄。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从“财政直补”转向“制度型工具”——场景开放、数据开放、标准开放、应用开放，用制度创新替代资金补贴。

挑战四：人才短缺——高素质人才向大城市集中，县域难以吸引和留住。这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最棘手的结构性难题。高端产业需要高端人才，但高端人才往往倾向于留在大城市。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实现“人才不在县域但为县域服务”的远程协作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县域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县域需要调整人才预期——不是跟大城市抢顶尖人才，而是培育和使用好“够用就好”的实用型人才。

县域经济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县域经济将沿着以下方向演进：

第一，从“县域经济”到“县域生态”。未来的县域竞争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竞争，而是涵盖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多维度的“县域生态”竞争。谁能够构建起一个自我循环、持续演化的县域生态系统，谁就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

第二，从“独立发展”到“融入大局”。县域经济不能“各自为战”，必须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每个县域都要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成为更大系统中的不可替代的节点。

第三，从“要素驱动”到“制度驱动”。当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渐减弱，制度供给能力将成为县域竞争的核心变量。哪里的营商环境更好、制度创新更活跃、试错空间更宽松，哪里的市场主体就更活跃、产业生态就更繁荣。

第四，从“项目招商”到“生态招商”。传统的“招一个项目、建一个工厂”的模式正在失效。未来的县域招商，应该是“招一个生态”——引进一个平台型企业或供应链组织者，带动数百家本地企业形成产业集群。

第五，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义乌经验最核心的启示在于：政府应该做“制度供给者”而非“市场参与者”。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永远是市场，政府的作用是“搭台”而非“唱戏”，是“服务”而非“主导”。

报告说明：本报告基于1月1日至7月15日的164条《今日决策参考》记录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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