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凌慧

编辑 | 吴佩蔚

本文由长青研究社原创

清晨七点，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的走廊里，66岁的退休工程师邱恋茹正朝教室走去。一场伤病让她居家停滞一年多，最终，她选择用一笔4万元的短期海外访学项目，按下人生“重启键”。

和邱恋茹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正在推开世界各地的教室大门。据新加坡《海峡时报》及《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权威媒体报道，2019年中国50岁以上海外游学群体在整体海外游学市场中的占比仅为3%，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0%，四年时间增长近6倍，“银发留学”迅速成为养老消费新风口。

热潮之下，一个问题随之浮现：这些动辄数万元、短则两周多则数月的“留学”，到底是教育投入，还是包装精美的文旅消费？

一.万元团费，流向何处？

当前市场上热炒的“银发留学”，与大众认知中的传统留学有着本质区别：它不以学历或学术能力提升为目标，也不是单纯以观光为核心的老年旅游，而是面向50至75岁人群的访学项目。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目前市场玩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推出“郁金香计划”的新东方前途出国等头部留学中介，另一类则是垂直老年俱乐部，如2025年初成立的“字老师退休留学俱乐部”，其创始人字文莉曾透露，该俱乐部已与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17所院校建立合作，累计送出近500名老年学员，其中最高龄参与者为83岁。

从产品形态看，这些项目高度趋同。项目周期集中在2至4周，费用区间为2万至7万元，部分高端项目可达8万至11万元。目的地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为主，少数覆盖日本、马来西亚。服务通常包含每周15至20小时语言或主题课程、寄宿家庭或学生公寓住宿、两至三次文化参访、一次周末游览，高端项目额外提供中文领队、翻译及接送机等。

这笔数万元的开销，花得值不值呢？

不妨以英国两周语言项目为例，算一笔个人自助出行的成本。具体来看，课程费用方面，综合Regent’s School of English等机构2026年官网价目表估算，伦敦地区通用英语课程每周价格在395至510英镑之间，2周约合人民币7300至9400元。

寄宿家庭方面，根据London Homestays 2026年官网价目表估算，伦敦地区寄宿家庭周费用从约200英镑的基础型到超过350英镑的舒适型不等，2周住宿费用按当前汇率折算约人民币3700至6500元。

机票方面，据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平台查询，法航、土耳其航空等多家航司淡季中国至伦敦经济舱往返含税票价约5000至6500元。综合各项成本，个人完成同等内容的行程，基础花费约在1.4万至2.5万元人民币之间。

需要明确的是，这份个人自助基础成本仅覆盖课程、住宿与往返机票，并未包含机构配套的增值服务。这类适老化配套服务的确有实际市场价值，但机构整体定价，已远超同类服务的常规行情。

对比之下，机构打包价的溢价空间惊人。以“字老师俱乐部”公开报价为例：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4周项目收费79,800元，不含机票、签证，美国哈佛大学两周项目108,000元。即便不考虑个人自助成本已包含机票这一因素，机构报价也已达到前者的3到4倍，溢价高达数万元。

这笔溢价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批量采购差价。个人报名海外语言学校需支付散客价，而机构凭借批量输送学员，能够以更低的协议价采购。此外，部分机构宣传的“特色增值课程”往往整合海外院校的闲置课时或场地资源，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第二层是适老化服务附加费。银发群体对海外环境陌生、语言能力偏弱，对“全程无忧”类服务的需求明显高于年轻人。机构将常规的地接陪同、翻译、接送机等服务包装为“管家级陪伴”，并收取高于基础成本的费用。

字文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俱乐部学员以55至65岁为主，85%为女性，职业多为医生、教师、高管，经济条件好但外语能力有限，对安全感的依赖程度高。这一需求特征为机构的服务溢价提供了定价基础。

第三层是签证与保险的灰色空间。签证方面，机构代办费用往往比官方费用高出数百元，但并非所有机构都将签证费包含在报价中，如字老师俱乐部的项目明确标注不含签证费。

保险更乱：尽管市场上主流境外旅游险产品承保年龄上限已普遍放宽至80周岁如平安“平安行”境外险，但超龄长者仍需投保专属老龄保险，保费更高且多将既往病史纳入免责范围。但部分机构即便将保险纳入套餐费用，也不主动公示保额、承保年龄与免责条款。据业内人员透露，行业内存在用普通旅游险替代专属老龄险的现象，不少老人直至出险理赔，才发现实际保障远低于预期。

以字老师俱乐部英国4周79800元项目测算，扣除课程、住宿等直接硬性成本，机构单客毛利可达4万元。反观传统文旅旅行社，行业净利率普遍不足10%，银发留学的利润率是其数倍。

不难看出，银发留学万元团费中，硬性真实成本仅占四至六成，溢价空间十分可观。那么，究竟是谁在为高额溢价买单，支撑起这一快速扩张的市场呢？

二.高额溢价，谁在买单？

机构高溢价能够被市场坦然接受，核心不在于课程与行程本身，而在于售卖一种情绪价值与心理补偿，以“海外访学”的仪式感，消解衰老焦虑，用“持续学习”的身份认同，对冲退休后的失落感。这也是银发留学区别于普通老年文旅产品的本质，更是其定价脱离实际成本、维持高溢价的底层逻辑。

对于这批人来说，退休对他们最大的冲击不是收入的减少，而是角色剥夺。字文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退休后仅一个月，她便经历了巨大心理落差，“以退休为节点，一个人不仅在生理年龄上被明确标记为‘老年’，社会地位也被快速边缘化”。

从社会心理机制来看，银发留学的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套对抗退休“角色剥夺”的方案，让参与者重新获得“成长中的人”的身份感。

这种需求的集中爆发，与这代人的代际特征密不可分。目前50岁至70岁的新银发族，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主力，他们经历过恢复高考、下海经商、房地产增值的完整红利周期，普遍拥有比上一代人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强的经济底气。

正如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所指出的，当人均预期寿命稳步增长，退休后“可能还有二三十年的健康生活时间”，传统的“学习、工作、养老”三阶段人生规划模式需要被重新审视。

这批新银发族“自我投资改变命运”的路径依赖，从青年时期的考学、中年时期的置业，一路延续到了退休之后。根据香港贸发局2026年3月发布的面向内地中产银发族的消费者调查报告，扣除购房购车等大额开支后，受访群体的日常消费品及服务月均消费仍达7000元，一线城市更攀升至8000元。对比上一代老人“存钱防老”的消费模式，这代人消费观念的不同，正是银发留学市场得以存在的社会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对银发留学的观察，都无法回避一个尖锐的批评：这难道不只是一个有钱退休人群的小众游戏吗？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2023年我国中老年用户年度出游总人次接近12亿。与此同时，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50岁以上人群在海外游学板块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3%跃升至2023年约20%。不过，即便占比大幅上升，银发留学在国内总体文旅消费中仍然属于一个小众赛道，游学板块本身基数小，绝对受众人数与12亿人次的旅游大盘相去甚远，这并不妨碍我们观察它作为新的市场信号所具有的意义。它的社会价值不在于多少人参与，而在于它重新定义了一种关于老年生活的想象边界：退休不等于退场，衰老不等于停止成长。

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这些人该不该花这笔钱”，而是“为什么只有这些人能这样花”。这个追问指向的是中国当前养老资源分配的阶层差异，公办老年大学覆盖了“有没有”，却远未解决“好不好”和“有没有尊严感”。

银发留学之所以显得扎眼，不是因为它溢价过高，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在退休后如何保持身份感和成长感这个问题上，大部分人根本没有选择。正如彭希哲所指出的，银发教育市场的崛起突破了大众对衰老群体的刻板想象，也意味着中国养老体系亟须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价值型养老全面转型。从这个角度看，银发留学不只是一门生意，更是一面镜子。

三.监管真空，谁来负责？

银发留学的高溢价撑起了这门生意，新银发族的心理需求赋予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万一出事，谁来负责？

这并非预设立场。浙江省消保委在202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老年研学游已频繁出现价格陷阱、重游轻学、虚假欺诈等问题，银发研学本质上是教育服务与文旅消费的深度结合，决定了经营者必须承担远高于普通旅游的义务和安全保障责任。

正是这种相似的“双重属性”，让银发留学坠入了一个身份模糊、监管真空的灰色地带。红网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商业机构眼中的“银发留学”，不过是为了捕捉老年群体需求而刻意模糊教育与旅游边界营造出的概念，有误导老年消费者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留学”的本义。

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身份定位的模糊。银发留学不承诺学历、不纳入学分、不属于教育部门审批监管的范畴；同时，它又不以旅行社名义备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要求的诸多条款，在法律上并不强制适用于这类机构。

一位老人如果在课程期间突发疾病，适用的法律取决于合同性质，如果它是一份教育咨询合同，责任认定以教育机构的服务描述为准，如果它被认定为包价旅游合同，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安全保障义务。而机构恰恰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

更深层的问题是监管归属的真空。银发留学项目涉及教育、旅游、养老三个领域，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牵头部门。

从教育部门角度看，这类短期非学历项目在大部分地区无需办学审批，机构只需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即可开展业务，甚至不需要旅行社经营许可证。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曾查处一起典型案例：珠海某教育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通过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组织研学活动，最终以“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罚没款合计超2万元。这个案例揭示了研学业态作为“教育+旅游”交叉领域如何被不法机构利用、逃避监管。

消费者花了钱，买到的是法律上归属难定的服务，监管部门看到了问题，发现自己的手伸不进别人的职能领地。当一切顺利时，这片真空是机构的利润温床，机构可以自由地在“教育”与“旅游”两个身份之间切换，定义自己的经营范围；一旦出事，它就变成了消费者投诉无门的维权困境。

把银发留学放在更大的养老文旅图景里看，它的监管困境并不孤立。《经济参考报》曾报道一起涉案3000万元的老年非法集资案，犯罪团伙以“19.9元江浙沪一日游”等极低价旅游团为引流手段，将老年人带到上海周边后宣传“老年康养”“旅游养老”项目，承诺年化高达30%至66%的收益，诱骗超300名老年人投资。

这两个市场看似悬殊，一个走高端溢价路线，一个走低价引流路线，但在“比监管快一步”的套利逻辑上如出一辙：都在合法商业外衣下构建了一条从银发族焦虑到实质风险的链条。

回到最初的问题：银发留学究竟是教育消费，还是换了包装的高端文旅体验？答案或许是“两者都不是，又两者都是”。

公允地讲，这门生意的出现本身不是坏事，它印证了新一代银发族消费能力的跃升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为“发展型养老”提供了思路。问题不在于老人们“该不该花这笔钱”，而在于他们花出去的钱，能不能买到对等的安全保障和知情权。

在监管真正补位之前，这个市场仍将高速运转。与其等出事后消费者投诉无门、集体维权，不如在行业规模失控前先行筑好制度堤坝。毕竟，失掉的信任，葬送的不仅是几个机构的生意，更是整个银发经济健康发展的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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