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会好吗？
憋了好久，终于大着胆子，想谈谈这个大题目了。
以我的浅显认知，论述中肯定错漏百出，还请多包涵，多批评，多指正。
在凄凄惨惨的市场，发出对市场乐观的观点，难免招致人们的冷嘲热讽。尤其是几轮股灾后，谁还能提醒风险，那就是良心。谁还敢唱赞歌，简直是在把人往火坑里推。
不过吧，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总不乏相应支持者，也不缺批评者。市场本来就有很多面，每个人关注的面不一样，有人些人关注明后天的走势，有些人可能愿意持有三五年的股票。看市场如盲人摸象，出发点不同，每个人摸到的象自然就不一样了。有大量不同意见者才是正常的，大家如能平心静气相互讨论，求同存异，吸取有价值的批评，这样才会对问题认识更深刻嘛。不过，网上的几句不同意见，还是难改我乐观者的立场。更何况，做一个坚定的乐观者，其实还是蛮幸福的。《基督山伯爵》一书的最后说到，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两个词里面的：等待和希望。瞬间觉得自己阿Q般的智慧了不少。
对于未来好不好，这个问题很模糊，也很抽象。这个未来到底是多长时间的未来，半年，一年，三年，还是三十年。如果是一百年，那我们去讨论还有意义吗？
而这个悲观者所悲观的，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的制度，中国能民主吗？能法治？有人权吗？产权保护能到位吗？ZF干预的手能收起来吗？
分析社会进步也好，经济发展也罢，我坚信，小逻辑要服从大逻辑，小趋势要遵从大趋势。虽然一些大趋势似乎和我们当前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联系，但更好的认识它，分析它，并遵循它，推动它，而不是做一个历史的潮流中随波逐流的人，还是有其意义的。
那么，我就大着胆子，来谈谈这个当前最大的趋势和逻辑吧。中国的制度会好吗？
我试图分成三个问题来讨论。
首先，我们是怎么来看待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的，他们是普世的吗？这些观念真的是人类生而有之吗？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吗？我说一个可能会招很多人口水甚至辱骂的观点。我觉得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都是历史的产物而已。既是历史的产物，他会产生也有可能会消失。问他们是否具有普世性，就好像问三纲五常具有普世性吗？
其次，中国的制度会好吗？换言之，就是承认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是好的制度，而中国能施行这些好的制度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普世性，但放在当下以及我们看得到的未来，他们是好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而中国也必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后，中国这个过程进行的如何了，还需要多久，过程会有多曲折呢？前半部分还能试着回答，后半部分，就真的靠等待和希望了。但我相信，不远了。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保障人权，这些文明概念，基本上与群居动物社会行为的通性是不符合的。这些现代文明的精髓，都不是什么神圣先知的告诫，或圣主明君的恩赐。他们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尝试、不断平衡后的结果。比如，平等是一种首见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中，两种社会力量相争而互不相下，结果和平共存、平等相处的结果。有了平等，才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他们都是先有此社会经验而后才有此概念。
看看欧洲的国家间主权平等怎么来的？也就是标志近代国际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是三十年战争打出来的。是一场席卷了整个欧洲，消灭了近半人口后博弈出来的。最后大家都还剩一口气的时候，说，行，谁也别再打谁了，不管你大的小的，强的弱的，我们都承认相互独立，有平等主权。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变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位可以“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始皇帝啊。
至于人和人的平等，看看美国，在《独立宣言》中就已高唱人人生而平等，可是黑人黄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平等的权力又是经过多少年，多人的流血换来的呢？
西方国家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兴起，关键在于西欧封建社会崩溃之后，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大家激烈竞争，就好像中国的战国时期，商业和文化都空前繁荣，重商主义，自然就不呼自出了。重商主义带来了工业革命，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制度支撑和促进了进一步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汰弱留强，现代文明的雏形就慢慢在竞争中出现并形成了。
民主法治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诞生和发展，之后又通过拓展和殖民向全球推广。可是他们又可曾给殖民地的人民讲过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了呢。说到底，民主和法治不过是适应他们的生产和发展的一种制度。内部的民主法治，可以让这个国家更有活力，发展更快，更加工业化，而给殖民地的人民民主，那就是给自己添乱了。等到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部分也讲起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那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恩赐和善心，实在是形势比人强，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所以，民主和法治，只不过是适应现代生产方式和商业文明的制度。看看现在的世界，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封闭者。工业化总是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相联系的，而那些还没能完全工业化的国家，移植而来的民主法治又有几个成功的呢？
现代的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不过是对现阶段最先进生产力的适应和保驾护航，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只不过，大家都追求这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也就成了大家所追求的最优秀的制度了。
可是中国的情况又缘何不同了呢？
西方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是根据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慢慢演变出来的，是跟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而对中国来说，这是外来的，我们的生产还没到这个水平的话，又如何生搬硬套他们的制度呢？不是说，随手栽一棵民主法治的树，就可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不是开个民主的方子，就能包治中国社会的百病。
但是，当年西欧国家间的竞争，现在已经成了全球性的国家竞争，在这个竞争过程中，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然也成了先进制度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过程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不管是技术、制度，还是文化，中国已经学习了近两百年。这个过程，以前我们称之为西化，现在则称之为现代化。别小看这个提法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还是有了很深层次的变化。
中国必然要学习、适应并采取这最先进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不可能置身事外，也不可能靠着我们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来继续推进技术和生产的不断现代化。但这个过程又会是痛苦而漫长的。这个制度的转变需要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同时转变。对于一套制度已经持续运行了两千年的农业大帝国来说，一方面是要把维持了两千年的传统制度转变到现代制度，另一方面则是从农业化转型到工业化。这是事物的两面，一面都不能落下，但一面也不能太超前。
制度的转变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制度的转变一转百转。建立在这个制度上的文化、习俗，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做相应的变化。
前面也说了，西方现代文明，最基本价值观的就是平等，人和人之间平等，国家和国家之间平等，企业和企业间也讲个法人，是平等的。平等了，才可以讲一人一票的民主，个体公民与企业ZF之间，也才有了双边契约的关系，有了这层契约的关系，才需要法治，才需要切实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言论权等等。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又是最不讲平等的。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都得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对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对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在一般管教上，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和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我们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到治国。家就是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牧民之吏。
为着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年间，可说已臻至化境。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释、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完备精细的文化整体，又岂是说改就能改的？
更何况，在农业社会里，这样一套制度，又何尝不是一套优秀的制度呢？相比近代文明前的欧洲，还先进很多呢。试问，中国的哪位帝王敢说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的话来呢？哪个家长又不是在既定的道德框架内来行使自己的权威并履行自己的责任呢？正因为我们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长寿，比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于此生活方式已二千余年，一旦要以夷变夏，本末倒置，其艰难万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呢？
因为家长制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国所特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相互配合运作的。重农抑商，压制中产，自然也就不会有中国的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我们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寡几乎是必然的，所能做的也就是调整一下财富分配罢了。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了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更好的，随着工业化的全球化，必然也要求新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方式，比如对产权界定的保护，合乎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专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当然还有民主政治。
我们的传统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了，对人身和人际关系进行严格控制的制度，并不适合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必然需要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会带来制度、文化和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同时，建立在这个传统制度上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发生转变，或弃之如敝屣，或改头换面在新的制度上去落地生根。
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被淘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立起来，这是历史无法阻挡的潮流。
那么，现在的中国转变转到哪儿了呢，还得转多久呢？
中国从秦统一中国后，从封建分封转到中央集权的文官制度，汉代几经反复，又分封，七王之乱，后又王莽土改，终归于刘汉，制度方才稳定下来，历时两百年左右，中间也有过《盐铁论》这样的经济制度大讨论，但中央大集权已成，对商人和潜在的城市中产的压制也成了必然。自此，制度渐渐成型，后来的历朝历代，只对细节不断改进，根则不再变，这个基本框架一施行就持续了将近两千年。如毛所言，“百代犹行秦法政”，大抵是没错的。
而近代制度的转变，从鸦片战争就已开始，李鸿章就已说他的时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运动，不计其数。用现在教科书上的语言来说，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退步的，有些是不彻底的，有些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可是当我们把它们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是否还是有线索可循的呢？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而且这个现代化运动，其实是世界性的，不独中国特有的现象。是由西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商业、文化乃至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不及十年，变出了个儒释道三教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在政治上又冒出个两千年未尝有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其后接踵而来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乃至孙中山的建立民国。只不过，思想变革难啊，尤其我们这种转型是被动选择的，是受西方文化挑战而不得不去改变的。我们不仅要布新，还要除旧。对这项除旧布新工作的辛酸，知之最深者，实是孙中山先生。他说：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
康有为的维新，还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试图借古改制，到五四运动时，则已经是打到孔家店，要求全盘西化了。不幸的是，随着GCD宣言的发表，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全盘西化之时，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胡适选择了杜威，陈独秀选择了列宁。到国共内战时，已经是两种外来制度的对抗了。
建国后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的作用得不断得到增强，产权保护也越来越落到实处，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罢，也不就是对制度不断探索的过程吗。政治制度的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关系在适应生产力。其实中国的秦制度并不差，远优于工业革命前的西方社会，却无法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这个变化，不达稳定，就会继续，从1840年起，快两百年了，在我看来在慢慢走出型了，当前的反腐，继之可能起来的改革，会不会是最后的惊险一跃呢？当然，变革的最后阶段，可能是变数最多的。比如说几年前年某人上台了呢。但是历史大趋势是任谁也改不了的。
看看我们的历史，从曾经的千年不变，到了现在的几乎十年一变，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当前社会制度的变化，那只因你身在此山中了。最简单的，说到平等，我们爷爷辈和父辈之间的关系，父辈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关系。大家能感觉到这种从制度到文化，乃至到我们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的变化吗？
想想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制度会变成什么样，又岂是你根据过去的区区几十年生活经验所可以想象的？但有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制度必然会符合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得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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