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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冉

2026年初的香港，正在以超预期的速度重回C位。

楼市量价齐升，银行体系存款突破19万亿港元， IPO集资额重返全球第一。

三个数据，指向同一个结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新锚点。

这一次的C位，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

春节后，香港楼市突然热闹起来。看房的人多了，成交的单子多了，九龙塘、跑马地那些沉寂许久的豪宅区，又开始有人走动。

中金财富数据显示，2026 年一季度香港二手住宅价格单月环比涨幅普遍在 2%–4%，累计涨幅超 10%，豪宅与核心区领涨。

摩根大通将 2026 年香港楼价升幅预测由原先的5% 至 7%大幅上调至10% 至 15%，并预期 2027 年楼价将进一步上升约 5%。

比楼市更安静、也更汹涌的，是钱。

截至 2025 年底，香港银行体系存款总额突破 19 万亿港元，同比增长超 10%，资金汇聚效应显著。

全球金融版图看，香港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第二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第三大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第四大外汇市场。

一位新加坡私人银行家说：“客户不在乎多赚一两个点，他们在乎的是钱放在哪里能睡得着觉。香港，是目前少数能让他们安心的地方。”

2026 年一季度港交所 IPO 集资额超 1000 亿港元，同比增长超 480%，硬科技企业成主力，复苏势头强劲。

其中，地平线上市首日大涨25%，维昇药业获国际长线基金热捧，硬科技企业成为IPO市场的核心主力。

以前硬科技企业想去美股，是因为香港看不懂。而现在，港交所比纳斯达克更懂中国硬科技。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香港科创生态的持续升级。

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正式开园，超过60家企业签约入驻，新田科技城规划逐步落地，未来将为香港GDP带来千亿级贡献。

与此同时，香港高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发生转变，越来越多学生投身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为科创产业注入新鲜血液。

除了科创产业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专业服务、物流、文旅等产业也逐步回暖，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

数据显示，2026 年前两月香港入境旅客同比增 18%，内地游客占比超 70%；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同步回暖，多元经济活力显现。

香港此轮复苏并非偶然。

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以及市场机制的主动调适，共同构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楼市回温与大规模资金流入，源于中央与特区政府的精准施策，过去一年：

1 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团赴京，与内地金融监管部门深化对接，推动跨境理财通 2.0相关优化措施加快落地，个人投资额度由 100 万元提升至 300 万元。

同月，粤港两地推进数据跨境流动试点落地，搭建安全合规的跨境数据流通机制，为金融服务跨境衔接铺平道路。一系列制度型开放举措精准发力，持续拓宽跨境投融资渠道，有力吸引境内外资金加速流入香港。

2月，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到访北部都会区现场，一句“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被反复引用，释放了强烈的政治支持信号。

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支持香港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写入新增条款，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与支持。

“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的形成以及多元产业的回暖，既得益于港交所的改革，也离不开资金的注入。

港交所的改革体现了“市场导向”的精髓。2025年推出的“特专科技公司上市新规”2.0，针对硬科技赛道设置了差异化的上市门槛。一季度数据显示，硬科技企业从递交申请到挂牌平均仅需120天，比改革前缩短了40%。这种高效的制度供给，直接回应了科创企业的核心诉求，从而推动了科创产业的繁荣和IPO市场的复苏。

特区政府推出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撬动不少于400亿港元的资金池，并明确要求投向硬科技领域。港投公司作为“港版淡马锡”，其71%的硬科技投资占比和1:5的资本撬动效应，成功引导社会资本形成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产业落地—资本退出”的创新闭环。

北部都会区的开发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政府负责土地平整、交通基建等前期投入，为产业发展搭建好基础设施平台，而产业的具体导入则完全交给市场，新田科技城地块吸引七家财团竞标便是例证。

传统优势产业的回暖，则是在整体营商环境改善、人流物流资金流恢复的大背景下自然发生。

香港此轮复苏的政策红利并非凭空而来，是源于与内地的同频共振，以及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找到的平衡支点。

从2月香港首次宣布制定自身五年规划、国家规划法同步增设涉港澳条款，再到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人面对面为香港指明方向，这一系列互动从根本上重塑了政策供给模式。

一位经济学家总结：“过去讨论香港模式，总在自由放任和政府主导之间二选一。2026年的香港告诉我们，这两者可以兼容。市场负责配置资源，政府负责降低交易成本。

这种分工，恰恰是香港区别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

淡马锡和GIC的深度介入，让新加坡的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主权基金驱动”色彩。从新电信到吉宝，从胜科工业到冬海集团，政府背景的资本始终扮演着“第一推动力”的角色。

这种模式稳定、可控，但市场自发创新的空间相对收窄。

迪拜的模式是“顶层设计+零度干预”——政府划定特区、赋予法律豁免、搭建世界级基础设施，然后放手让全球资本自由流动。这套打法在吸引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大宗商品贸易上成效显著，但产业生态的根植性始终是短板，资本来得快，走得也快。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迪拜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地缘中性标签正在被战火灼伤。

香港的地缘政治逻辑则截然不同。

背靠内地、面向全球，香港的“安全感”不来自“中立”，而来自“确定性”。清晰的政策方向、透明的制度规则、扎实的产业生态，以及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这些都是香港独有的优势。

当全球资本在中东的沙尘与东南亚的博弈中寻找锚点时，香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当下的香港，站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

短期看，资金牛、政策牛的双重驱动，让它享受着难得的“确定性溢价”。但需要清醒的是，这种繁荣的根基是“避险”，而非“增长”——资本因恐惧而来，也会因安心而走。

一场更深刻的转型迫在眉睫：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

联系人赚的是过路费，潮水退去便人走茶凉；增值人赚的是价值创造，是真正的护城河。

C位易得，长红难守。

当全球动荡平息，当资金开始寻找下一个高增长点，香港最大的考验在于：如何让这些“归人”，不只是因为恐惧而停留，真正实现从“避险港湾”到“增长引擎”的跨越，开启长期繁荣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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