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无论是从疫情的外部冲击，还是从全球化的内在溃疡来看，全球化的阻滞和回摆是必然，但这仅仅是全球化“进二退一”过程中的“退一”阶段。

疫情让全球化雪上加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11月13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警告称，目前逆全球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加速。

早在今年6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疫情可能加速全球化倒退。

相关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出口数据看，全世界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的21.6%持续下滑到2020年15%左右，下滑幅度达到7个百分点。然而，过去12年该比重一共也就下滑4个百分点。

从全球直接投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下降49%，预计全年会下降30%左右。这导致全球直接融资的融合度下降20多个百分点。

全球出口和直接投资的下降虽然不乏全球经济衰退的因素，但保护主义、限制流动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数据至少表明，全球经济的联系在减弱 。

无怪乎，有人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01

全球化遭遇阻滞

二战后，世界经济开始迈向全球化，时至今日，由美、欧、中主导的全球化市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随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原本运转良好的全球化经济在病毒面前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

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无非是由于经济越开放的地区，疫情越严重。从统计上看，经济越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交通越便捷的国家或者地区，感染新冠肺炎的程度就越严重。

目前全球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6个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有6个是全球前十大贸易体，还有5个是全球前十大航空市场。

美国德克萨斯州11月10日成为全美首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00万的州，其GDP位于美国州GDP排行榜第二名；在意大利，感染人数最多的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其GDP在全国22个大区和自治省中排名第一，经济规模是排名第二的拉齐奥大区的两倍。

与此同时，疫情的失序让表面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治理机制纷纷“哑火”。如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公信力大减；同时，在应对疫情“世界大流行”时，力量非常有限。

又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系，其自身规则滞后，仲裁机构长期停摆，近些年国际贸易摩擦激烈，亦毫无作为；同时，针对当前“闭关锁国”，一些国家禁止大米出口，拦截口罩等医疗资源等问题，尚未建立“病毒全球化”的应对方案及相关规则。

02

全球化早已“千疮百孔”

实际上，与其说全球化是疫情扩散和经济危机传导的罪魁祸首，不如说它只是“替罪羊”。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家还在靠走路出行的时代，鼠疫在几年之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近1/3。在100多年前，全球大流感也在1年之内传遍全世界。

这说明哪怕我们把全球化倒退100年，哪怕倒退回中世纪，也不能避免某些病毒的传播。而在1929年，全球化程度远不如当前，但也爆发了全球大萧条，而且其持续的时间和经济衰退的程度远甚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从根本上来说，疫情只是放大镜，全球化自身早已“千疮百孔”。自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操盘下，全球化在度过“蜜月期”后，潜藏的暗礁逐渐凸显。

一来，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却不能带来公平，世界贸易这块压舱石愈是厚重，国家、阶层之间的平衡就愈难维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世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世界贸易这块压舱石愈是厚重，国家之间的平衡就愈难维持。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逐利，产业也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转移，各国资源禀赋在世界范围比拼竞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进而将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

一方面造就了美国庞大的金融产业，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另一方面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如今，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形成鲜明对比。

二则，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天然悖论决定了国家之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零和博弈、霸权思维、丛林法则。

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向外让渡的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国家主权越弱。

可见，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机器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理想的全球化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是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网络密布的信息、商品、资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全球化并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

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则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03

全球化进入“退一”阶段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疫情的外部冲击，还是全球化的内在溃疡来看，全球化的阻滞和回摆是必然，但任何国家和个体却无法横亘在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面前。

且不说，全球性的疫情难以在一国内得到解决。抗击疫情所涉及的病原体研究、基因组测序、药物试验、疫苗开发等多个领域均需要共享成果，防疫物资的流通和调度也离不开全球协作。

当下许多国家对防疫物资不仅开通了通关“绿色通道”，还减免了关税，就连中美两国也在加征关税产品名单里排除了防疫物资。

而且，化解连带的经济危机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引擎。毕竟，量大面广的诸多行业与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相关从业者的生存都依赖于外贸行业的繁荣，许多行业的产业链条也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共同协作。

如果看看英国脱欧第一阶段持续了三年半的痛苦撕裂进程，就知道要从经济一体化中抽身有多困难。

更何况，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物联网、5G和全球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将像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获得继续深化发展的巨大动能。

拒绝经济一体化，就是拒绝最新的科技革命，无异于将自身置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即便是当前的美国，在悍然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威胁与中国进行贸易、经济甚至科技“脱钩”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英国进行更深入经贸合作的可能。

即便是英国，在“脱欧”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也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试图开启中英经贸往来的“黄金时代”。

也就是说，各国难以回到各居一隅的时代，眼下全球化的回摆与修整仅仅是全球化“进二退一”过程中的“退一”阶段。

04

全球化新时代

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把全球化分为了“温和全球化”和“超级全球化”两种。

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相比，罗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种“温和全球化”：既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罗德里克的观点出发，乐观来看，疫情之下各国政府政策重点转向国内问题，可能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从激进转为温和的良好发展，结束的不是全球化，而是社会学家张伦口中“过去狂飙突进、浪漫化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在可预期的“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方式、模式和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调整。

短期来看，国家利益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对外关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对全球化的质疑、争议以及一些冲突对抗是难以避免的。

在全球化引力与斥力的相互对冲之下，“区域联盟”、“区域共同体”和“超国共同体”等作为新的政治实体或将进入现实世界。

这样的联盟以区域互助、利益共同体为特征，全球化逐渐变成以区域互助、周边国家“抱团取暖”为特征的区域共同体趋势。

更长远地看，随着这样的“区域共同体”渐成潮流，现代国家体系终将式微甚至被抛弃，而是融入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共享将成为处理人类重大事务的可行选择，深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内的国家、跨国企业、个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推动力量，以多维度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版本升级。

而那些自扫门前雪、忽视或拒绝加入“共同体”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将孤掌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