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超过200家在中国有生产活动的受访美国企业中，70.6%的企业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被问及会否将原计划投入中国的投资转移至其他国家，78.6%的受访企业表示，其投资目的地的选择策略并未出现调整。

另据高盛公司9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大多数公司实际正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其中，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计划向亚洲其他市场和欧洲出口在中国制造的Model 3汽车。

这两项数据表明，虽然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希望本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回国，甚至不惜给企业出搬家费，引发国内对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担忧，但是现实情况是，多数美企拒绝“退出中国”，特别是一些实力强劲的世界500强企业，例如特斯拉。

这也表明中国的产业链具备很强的竞争力，除人力成本优势外，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链完整程度、配套政策法律的完备程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仍然明显，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更是不容忽视，全球产业链很难找到替代中国的经济体或者解决办法。

显然，全球产业链是很难与中国“脱钩”的。

正如王毅外长回应中美“脱钩”论时所说，“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国际分工深入发展的自然产物。强行剥离国与国之间的既有合作，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违背企业的自主意愿，必将像‘飞去来器’一样，最终伤及自身。”

尽管如此，遗憾的是，美国自身看似已无法扭转其内部问题外部解决化的巨大惯性，根本停不下来遏制中国的脚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免会受到冲击，甚至引发或加速内部产业变局。

一方面，疫情加剧全球供应链之争，美国为遏制中国，并恢复其制造业大国地位，祭出各种杀器，比如，通过“实体清单”全方位压制中国科技企业与研究单位，对中国高端制造业持续施压，通信业和芯片产业首当其冲迎来大变局。

另一方面，在百年一遇之大变局下，产业原有红利正在加速消退，甚至被釜底抽薪。

近年来，不仅传统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人口、资源、环境、改革红利逐渐消失，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也面临流量红利殆尽的局面。

同时，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也在逐步消失，许多中企国际化进程显著受阻。

互联网出海也遭遇拐点。2010年前后，国内兴起第一波互联网出海浪潮，久邦、网秦、UC、猎豹等代表企业靠工具类产品迅速在海外打下一片天地；2017年前后，互联网出海逐渐从工具向内容转型，第二波互联网出海浪潮兴起。

然而在今年连续的突发性事件下，互联网出海浪潮似乎刚行至高点，又被拦腰截断。

当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开始具有足够的影响力，甚至对Google和Facebook都构成威胁时，这显然不是巨头们希望看到的。更为致命的是，中国创业者在海外进行商业化时，主要依赖的是Google和Facebook两大海外平台。

早在PC互联网时代，Google和Facebook就已经构建了全球的广告销售网络，从产品、用户到流量、收入的整个闭环，中国创业者主要负责产品一环，用户、流量和收入却牢牢卡在别人手里。甚至在印度等新兴市场，Google和Facebook等巨头也早已盘踞当地，并时不时向中国创业者发起进攻。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和印度市场，无论是TikTok还是微信，或者中小型企业，正在经历巨变，在地缘政治漩涡中，中国出海企业无疑迎来一场大变局。

从华为到字节跳动，美国的制裁已经从技术硬实力型企业扩展到具有文化影响力的软实力型企业。覆巢之下无完卵，当清单上的企业受到影响，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自然也会受到牵连。

不过，正如美国专家所言，从短期来看，美国的制裁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个别中国公司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能力，美国奉行遏制中国的路线可能也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例如，美国对华为实行的所谓“供应链”封锁，实际也在破环美国的科技生态产业链，将导致全球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对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产品产生极大的不信任，这对于以美国公司为核心的科技研发，尤其是全球的芯片研发生态圈，将会带来“肢解性”影响。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地寻求供应链体系中的“中国替代”方案，或者“非美国替代方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核心产业发展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疫情的爆发虽然让众多行业遭受了严重冲击，但也加速了产业的迭代转型。

那么，产业未来将如何演进？在2020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企业如何进行转型、变革？

9月28日下午（周一），福卡智库咨询决策•圆桌会将就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研讨。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德培将为会员单位作主题报告——《产业变局与企业转型》，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分析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