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面对复杂性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管理的版本升级已是大势所趋。

大都市“很美丽、很现代，但也很脆弱”。

即便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也会搅乱城市的一池春水。

就公共卫生而言，一场突发的疫情蔓延就能让相关城市几近“停摆”。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不仅让武汉这一人口超千万（2018年为1108.1万人）的城市全面封闭，就连湖北省外的各大城市都进入了社区封闭、百店关门的状态。

在美国，就连纽约这座全球最顶级的国际大都市也一度成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

而在“祸不单行”的自然灾害面前，城市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蔓延数月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过火面积相当于烧毁了91个纽约，将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城市悉尼一再地推上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TOP10。尽管接踵而至的强降水扑灭了部分山火，但同时也引发洪涝灾害，给当地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更别提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单就停电来说，所造成的影响已远非过去可比。

2019年7月，由于检修孔着火导致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区和上西区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仅持续了五小时左右的断电就影响了7.3万用户，地铁停运、交通混乱、电梯瘫痪，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标致新建筑构成的纽约天际线陷入一片黑暗……

频频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似乎都在预示着城市发展越现代，越危险。

01

城市高风险化

工业革命后两百多年间，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城市化，随之新兴经济体的城市也纷纷崛起。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显示：今天世界上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达68%，这其中近90％的城市化增长将来自亚洲和非洲。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大跃进”，城市也在被加速推向高风险的负面。

其一，集约的发展模式下，城市不堪重负。

城市建设“上天入地”，不仅挤占了空间资源，连能源消耗也是大头。数据表明，全世界80%的能源消耗集中在城市。

更何况，在数字信息化的碾压下，城市愈发“贪婪”。

比如仅支撑城市各方面正常运作的数据中心就要额外消耗约1200—1300亿千瓦时的电量，超过了三峡大坝和葛洲坝电厂发电量之和（1166.55亿千瓦时，2018年中国数据）。

糟糕的是，密集的人口让城市连日常垃圾都“消化”不了。

在西安，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差不多有100个足球场大小，但还是抵挡不住25年15倍的日产垃圾增量，提前退休。

其二，城市纷纷抢夺的信息数字化高地，反而让城市愈加脆弱。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航空网、电力网，甚至人际关系网都高度联通，相互叠加，任何微小的故障都可能让城市面临“瘫痪”风险。

若是断网、断电数小时，不只是普通人“有点难挨”，银行、医院、机场等机构也必然“罢工”。

更别提曾经只能口耳相传的谣言，插上了互联网“朋友圈”的翅膀后，其威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时刻扰动着社会安宁。

其三，多元化所带来的贫富、阶层差异潜伏着社会动荡的基因。

城市的多元化是把双刃剑，多样的产业结构固然能带来经济活力，但是多元化、高流动的人口则意味着空前的治理复杂度。

当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就业环境、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骤变边缘化了草根阶层，大都市也就成了城市贫困、不平等、民族主义的“高发地”。

从“占领华尔街”中99%与1%的悬殊对比，到“黄背心”运动的迅速发酵，再到拉美城市犯罪频发、毒品泛滥的痼疾，无一不在印证这一点。

可见，城市发展的现代化难掩其背后的高风险。

02

城市发展悖论

实际上，城市现代化与危机化的相伴相生，其实内置于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悖论之中。

其一，经济发展的快与城市发展的慢。

工业文明体系中，经济增长向来是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发展求快，但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并非如此。

从历史经验看，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正如作家爱伦堡在赞美法国巴黎时所说：“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使它成为一座精妙的城市。”

而过度求快往往会南辕北辙。比如曾经的“雾都”伦敦在工业化道路上闷头狂奔，导致空气严重污染，最终用了30年严格治理才摘掉“雾都”的帽子。

其二，大规模的聚集效应与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

城市空间特有的集聚功能，被城市史家芒福德称为“容器”本质。“容器”天生的集聚功能可以极大提高城市生产生活的效率和效益，比如交通、通信、金融资本等高效的运作形态莫不如是。

然而，过度集聚又会导致城市分散解体，反而打破了内部平衡，成为发展制约。比如“摊大饼式”的膨胀失控，几乎到了城市承载能力的极限。

仅中国而言，全国城市每年水资源缺口达60亿立方米，2018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35.7%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人口、土地红线也“岌岌可危”。

其三，城市风险系统不确定性的指数级增长与城市治理的线性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言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

如今，城市所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指数放大。

高度复杂的社会协作之下，小到桥梁侧翻、小吃店爆炸，大到核泄漏污染、经济危机，都可能是另一场危机的导火索，风险链条的传导机制也越来越难预测。

高度城市化甚至使得一些城市直接建立于风险之上。

数据显示，中国有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自然灾害严重地区，而大城市、超大城市还在不断涌现。

相对而言，城市治理还普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始阶段，年初这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了医疗卫生资源、城市空间治理等诸多短板。

简而言之，一拥而上的城市化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以至于让城市化成了一张单程票，缺乏转圜的余地。

03

城市发展、治理之道悄然生变

从更深层次看，这些悖论根本还在于城市发展思维仍然陷于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时代思维中，尤其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非典性放大了城市发展的悖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飞速提升至2018年的59.58%。急速扩张的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战场，甚至可以说，中国GDP得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与这一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浓缩版大规模城市化脱不开关系。

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城市来说，“抢人、抢钱、抢产业”都是理所应当，在“大干快上”中向着规模与集聚高歌猛进。

如此一拥而上之下，难免徒留一地鸡毛。

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一些中小城市表现尤为明显，不仅人才被虹吸、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且过剩）产业被出清，就连城市都摆脱不了萎缩的命运。

然而，以往城市竞争中的“胜利者”也并非高枕无忧。

如今体验经济时代席卷而来，城市自身也正逐步升级，衡量标准、功能定位等方方面面都悄然生变。

城市的现代性不仅局限于空间规模，更在于生活品质、体验性、宜居性等不同维度。

在体验时代，城市中的咖啡馆、画廊、美术馆、健身房、酒吧、书店、便利店及各具特色的餐馆等设施与活动构成了独具一格的城市体验系统，重塑着现代社会的生活秩序。

事实上，从过去伦敦、巴黎、东京的绿化带、卫星城，再到如今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皆在证明城市发展思维与结构变化的普遍趋势，一味强调聚集的“庞然大物”反而不受欢迎。

况且，在二次城市化浪潮的叠加下，单打独斗的城市加速向城市群（都市圈）演化，区域协同的城市治理系统愈发复杂，不同城市间生态、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统筹与收敛牵动着城市群发展的效率，城市的存量治理更是刻不容缓。

04

未来趋势

综上所述，面对综合性、复杂性均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城市，城市管理的破题与版本升级已是大势所趋。

其出路或在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在智慧化浪潮下平衡集中与分散。

毋庸置疑，城市的智慧化管理浪潮势不可挡，通过综合移动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的传播力，实现高效的协同共治。比如瑞典的智慧交通、美国的智能服务等都走在了前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数据、运算资源的高度集中，恰恰相反，由单中心向多节点的分散化、网络化治理或将规避过度集中带来的“一损俱损”的新风险。

随之，未雨绸缪的管理模式将平衡风险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现如今，面对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等城市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预案已经日臻成熟，然而对于更宏观的城市管理来说还稍显不足。

现代化城市难逃脆弱本性，需要灵活的备份方案“托底”，以便在现有模式“短路”之时即刻启动。

越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如交通拥堵、雾霾等，不确定性发生的频率也越高，往往就越需要“Plan B”。

举例来说，眼下拥堵所产生的时间、燃油和环境污染等潜移默化的损失已经占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而数字孪生城市，即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网络空间构建一个与物理世界相匹配的虚拟城市，或可提供解题思路。

进一步地，城市管理将由经济导向转向社会治理。

城市的治理，归根结底的目的还是在于建立一个稳健的社会体系。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城市化最大的问题是运营效率低下”。

从前述推导可知，高度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城市正缓缓步入存量时代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

就拿经济问题来说，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市场经济和政府内部的效率，远比招商引资、大造大建成本小得多，更何况还有额外的经济效益。

据世界银行一项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样会带动GDP增长率增加0.36%。

总而言之，城市现代化与高风险的发展悖论，或可倒逼城市治理的版本升级，寻回城市发展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