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美问题相似，动能切换思路趋同，但效果却截然相反。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特朗普的“反华列车”加速。

军事上，美军的舰艇和军机不断抵近中国沿海，对华进行军事威胁。经济上，美国扬言要封禁TikTok、微信等软件，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压力度。外交政策上，美国积极游说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脚步一同打压中国。

面对美国一系列挑战举措，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模式。此外，储物资、控风险再一次提上日程。

对此，国内专家和媒体进行了大量分析和解读，但民间却不乏各种调侃、戏谑和不解之辞，且简单地将着眼点放在内循环上，把内循环和对外开放对立。这不但是对政策的误读，更是对国内外经济大格局缺乏认知。

早在今年2月份，福卡智库在第8期《福卡分析（上海）》《中国动能由外而内双轮驱动——美国动能由内而外？》一文中，就已经分析预判了中国经济发展动能将切换到内外双轮驱动阶段。

以下为该文的分析。

01

经济风险：中国在外，美国在内

客观而言，当下中美都面临经济风险抬升，不过具体表现相背，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先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生产力存在巨大鸿沟。1978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个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个工人，相差80倍。

引进外资、学习国外技术、理念、方法和管理制度，成为快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有利选择，打开国门，对外开放，采取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以外贸为主要发展方向。

从全球经济背景来看，又正好赶上了全球制造业大转移：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从“复关”到“入世”，中国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出口产品生产，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

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近年来外贸的形势愈发严峻，中国的高外贸依存度使得经济发展受外部威胁的风险较大。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迅速从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0.2%。十多年来，情况好转有限，各经济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争端频现，2019年全球贸易失速程度甚至堪比2008年。

特朗普不顾一切跟中国打起了贸易Z，2019年中美两国贸易额为5412.23亿美元,同比下降14.6%。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中国在疫情较为严重的第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也同比下降5.9%。

与中国恰恰相反，美国的经济问题却体现在内部。

曾经的美国不仅凭着强大的制造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并且在二战之后依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登上全球霸主地位。

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将中低端制造业这些利润偏低的产业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内部产业空心化。

美国国内制造业因而大幅萎缩，出现了大面积的“铁锈地带”。在全球化的常态下，依赖美元霸权维持全球贸易，用美元购买全球商品就能维持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

但是，一旦全球经济出现波动，就会波及美国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远离甚至是逃离制造业必然导致工科比重下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短缺严重、技术素质不足，直接影响到美国的高科技装备制造业。

美国新造军用武器装备重大质量与技术事故频发：

最新服役的造价高达130亿美元的“福特号”航母舰载歼击机无法在其甲板上正常降落；最新的伯克级驱逐舰DDG52“巴里”号在试航期间8根海水冷却管爆裂，军舰动力丧失；全球220余架F－35战机中四分之一“趴窝”调查故障。

02

动能切换：中国由外而内、美国由内而外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都到了经济动能切换的转折时刻。

中国于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也即将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相当于美国的95.67%，从各自增长走势来看，消费总额超过美国已是不远），已经具备了以内部增长对冲外部风险进而由外而内双轮驱动的基础。

从内部来看：在市场体量上，国内消费提升空间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在70%以上。而2017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3.6%。

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为提高自己的日常生活品质而消费，进入体验时代，中国国民消费的欲望不断上涨。

在产业结构上，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中高端迈进。

以外贸为主的外轮驱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以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能耗低效益并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这些都需要内部市场来消化并支撑起国内产业对高精尖的研发投入。

在区域发展上，需要打破不协调的局面。

仅注重国际市场时，以海运为主的国际贸易使东部沿海地区受益极大，却远远拉开了与内地的差距。

从外部来看：中国借力打力，利用外部的压力来解决自身内部的不足。

比如借用特朗普的制裁促进国内市场化的改革。最近一两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民营经济26条、营商环境28条、外商投资法等等，实际上又一次牢牢地锁定了一个国内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和商业化的发展方向。

反观美国，寻求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已然无望，从外部来平衡内部是应有之义。

即便奥巴马要“让美国制造回归美国”，特朗普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仍难以扭转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性问题。

说到底，在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闸门大开而肆无忌惮，资本主义走上了现如今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主义。

美国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所绑架，沉迷于“钱生钱”，“脱实向虚”就成为必然。

但殊不知，外力借错了方向，只是在用外部的吵架来掩盖内部的矛盾。

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把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全部归罪到了他国头上，不满中国“搭便车”、指责中国和欧盟操纵汇率，对加拿大、欧盟征收钢铁关税和铝关税，同时在向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国开始经贸Z后又向120个小国开刀，甚至军事打击伊朗，结果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比重的下滑态势未得到扭转，2019年美国制造业创造的GDP约为2.36万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经济总量的11%，创72年来新低。

03

两种方式，效果截然相反

综上，中美问题相似（经济风险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动能切换思路趋同（一个由外而内、一个由内而外），但效果却截然相反，究其根本在于实施路径相背。

从“不争论”到“不折腾”，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在经济发展这一大局下，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

而美国却在“政治正确”上纠缠不清，共和党与民主党热衷于将精力消耗在堕胎、同性婚姻、种族等议题上，在税收、福利等经济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在缺乏整体经济大局主导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行为就显得很是疯狂与无厘头，往往引发一系列问题。

比如美国的鹰派和鸽派在对外政治行动上各行其是，出现了孟晚舟被抓，特朗普却紧急澄清事先不知情的奇观。

更何况，美国已错失只用政治就能打压中国的最好时代，现如今中美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

贸易Z之前的2016年，中美双边的货物贸易额达到5196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已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出口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16%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目的地都是中国。

2016年之前的十年间，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1%，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速只有6.6%。

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经济贸易联系下，政治主导的行为更多产生的是反效果。

禁止了中国的进口，兴起的是“二道贩子”，东盟的转口贸易更兴旺了，美国又忙着去封越南仓库里的中国货。

中美的顺差减少了，但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扩大了25.4%；制裁了华为，首先顶不住的是产业链中的美国供应商，得利的是中国本土的供应商；

糟糕的是，在长期的惯性下，要迷途知返实现政治和经济切换却是相当困难，特朗普不仅要对民主党，在共和党内部也要全面地由政治转化为经济，可陷入“否决政治”的美国哪儿还有那个时间。

04

结语

简而言之，中国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由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双轮驱动，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即使碰到一时的挫折，也能排除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复兴之路持续前进。

而美国在由内而外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的过程中，要是还难以改变霸权思维下“唯我独尊”的行为方式，习惯性地用政治军事手段粗暴地解决经济问题，可预见终将会在错误的国策下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