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勇

内陆核电尘封十余年的那道门，被一纸文件撬开了一条缝。

文件藏着一句话：小型堆的规划限制区，可从大型核电的5公里缩小至1公里左右。

这是决定内陆核电能否破冰的尺度。

小型核反应堆，业内简称小堆，是指电功率30万千瓦以下的反应堆。

而大型核电站已达百万千瓦级——一座大型堆的发电量，抵得上三到四座小堆。

为什么要做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型核电的局限逐渐显现。

不是每个地区都需要百万千瓦级电力；优质厂址日益稀缺，沿海寸土寸金；单台机组投资数百亿，融资压力巨大。

而供热、供汽、海水淡化等多用途需求，大型堆覆盖不了。

小堆正在改变这个局面。

功率降低，堆芯衰变热减少，放射性物质总存量下降，事故下的释放范围显著缩小。

这为核电“贴近用户”提供了技术前提——走进内陆，靠近城市，接入工业园区。

全球范围内，小堆赛道早已挤满选手。

俄罗斯“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核电站已在北极圈投运多年，不仅供电，2020年起还向城区供热。

这是全球首座商用浮动核电站，验证了小堆在偏远地区“供电+供热”的可行性。

2025年2月，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对ARC-100钠冷快堆的设计评审进入最后阶段，结论是“无根本性许可障碍”，示范堆预计2029年投运。

美国人的驱动力来自科技巨头的能源焦虑。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将于2030年翻倍，接近日本全年用电量。

摩根大通判断，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可成为AI供电的关键解决方案。

谷歌们已下场签约，押注的不是单一发电，而是小堆模块化建造、部署灵活、可贴近数据中心的综合价值。

中国的布局并不晚。

中核、中广核、国家电投、中科院、清华大学、中船重工等6家单位均在推进小堆研发，形成12种技术路线。

“玲龙一号”是全球首个通过IAEA安全审查的陆上模块化小堆，应急计划区实测300米左右，2026年即将在海南商运。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已商运，具备固有安全性。中船重工的海洋核动力平台计划为渤海油田批量建造近20座，电价可从6元/度降至2元/度。

甘肃武威还藏着一枚棋子。

2024年，全球唯一实现钍燃料入堆的熔盐实验堆在戈壁深处满功率运行。

这座2兆瓦的堆采用无水冷却技术，耗水量仅为传统核电站的5%——核电站不必“靠水吃饭”，内陆有了建核电的可能。

但技术跑得快，规则没跟上。

此前小堆审评一直套用大型堆的法规框架。

《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主要基于大型轻水堆实践，对小堆只能“经过细致的评价和判断”——意味着一事一议。

玲龙一号审评做了五年。高温气冷堆也走了同样的路。这种效率应付一两个示范项目尚可，面对批量化建设，根本跑不通。

这份《技术政策》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把示范工程的经验固化下来，把一事一议变成有章可循。

规划限制区从5公里缩至1公里，并非机械地“允许建在离城市1公里处”，而是体现了“基于风险、区别对待”的监管原则。

在满足严格安全论证前提下，小堆可能实现规划限制区的大幅缩减。这一结论源于玲龙一号实测300米后留出的余量。

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小堆正在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修桥铺路”。

而这背后，藏着另一条更深的叙事线——为内陆核电重启铺路。

“基于风险、区别对待”成为审评原则，过去“一刀切”的监管模式正在松动。对于内陆核电而言，这或许是十多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突破。

回望来路，是一段搁置了十多年的旧事。

2008年前后，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三个内陆核电项目启动前期工作，并无限接近于开工。重庆和四川也分别在涪陵、南充等地规划了核电项目。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一切戛然而止。

2019年，中国核电闸门重启，此后获得核准的核电机组逐年递增。

但内陆核电在中国始终未能破局。

搁置的直接原因是监管红线：5公里规划限制区、10公里内无万人以上乡镇。在内陆人口稠密区，这套规则找不到落地空间。

但红线背后有更深层的逻辑。

沿海核电可以向大海排放，太平洋是天然的稀释池；

内陆核电只能排向江河湖泊，下游是数亿人的饮用水源，这必然对公众的生活生产及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不是技术论证能消解的焦虑。大堆难以走进内陆，是客观定律决定的。

为什么现在重提？

因为碳中和的倒计时不会等人。

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推测，到2060年中国核电应有4亿千瓦投入运行。而按照现有条件，沿海百万千瓦级厂址的极限总规模约为2亿千瓦——只占目标的一半。

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左右，中国核电发展规模将达2亿千瓦，已与沿海厂址极限容量相当。

另一半装机，必须向内陆求解。

小堆的机遇，正从这一定局中生长出来。

功率降下来，衰变热减下来，放射性总存量掉下来，事故下的释放范围跟着缩小。“玲龙一号”应急计划区实测仅300米，技术上已可实现不需要场外应急干预。

只有技术能把风险关进更小的笼子里时，监管红线才有松动的可能。

小堆不会是对沿海模式的复制，而将沿着三条与内陆深度咬合的路径，开辟全新的生态位：

路径一：干旱地区的无水核电

甘肃武威给出了答案。

2024年，全球唯一实现钍燃料入堆的熔盐实验堆在戈壁深处满功率运行。这座2兆瓦的堆耗水量仅为传统核电站的5%，天生适合在西北干旱区建设。

中国已探明钍资源约28万吨，可支撑数千年能源需求。那些曾经被认为永远无法建核电的戈壁荒漠，现在有了可能。

路径二：火电厂址的存量盘活

2030年前后，中国将迎来煤电机组寿命到期高峰。这些老小机组大多位于华中、川渝、京津冀等内陆负荷中心，电网接入现成，配套齐全。

华能、国家电投等均已开展原火电厂址建设小堆的前期研究。

芬兰Steady Energy已租下赫尔辛基退役燃煤电厂，验证反应堆区域供热的可行性。核电站不必“另起炉灶”，可以在旧工业的废墟上生长。

路径三：城市能源的综合服务

小堆的真正想象力，在于“走进城市”。北方城镇供暖面积超180亿平方米，国家电投“暖核一号”已保障40万居民清洁过冬，技术路线完全适用于广大北方内陆城市。

长江中游、成渝等地的工业园区蒸汽需求旺盛，2024年江苏徐圩高温气冷堆项目获批，正是以供汽供热为主要目的。

当核能像天然气一样接入城市管网，核电就从“沿海孤岛”变为“内陆基础设施”。

内陆核电的破冰，不仅关乎核电本身的发展空间，更关乎中国优化能源布局、重塑国土空间能源结构的战略纵深。

但政策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从示范走向规模，还有三道坎要迈。

这三道坎，对应着规则、商业与社会的三重验证。它们彼此缠绕，任何一关的迟滞，都将拖累整个产业的破冰节奏。

第一道坎：法规的“桥墩”尚未建成。

《技术政策》搭建了顶层框架，但可执行的“道路”仍未贯通。一套完整的配套体系——针对性的设计导则、标准化的审评程序、差异化的应急标准——目前仍是空白。

现实中，高温气冷堆、小型压水堆的审评仍大量参照大型堆法规，难免“水土不服”。业界共识是，形成完整法规“需要时间”，而时间，恰恰是小堆抢占赛道最稀缺的资源。

第二道坎：经济的“死循环”待破解。

小堆陷入了一个经典的工业化困局：没有规模，成本下不来；成本下不来，就无法获得规模。

美国NuScale项目因单千瓦造价飙升至近9000美元而终止，戳破了行业早期乐观的泡沫。

在国内，即便“玲龙一号”设备国产化率已超90%，其首堆成本依然高昂。专供热的微型堆还面临负荷因子低、难以摊薄固定投资的挑战。

经济性，是悬在每一个潜在投资者头上的最大问号。

第三道坎：社会的“信任距离”在拉大。

这是最无形、却可能最坚固的坎。小堆“贴近用户”的技术优势，恰恰是其社会接受的“先天劣势”。

反应堆从远郊海滨走向城市边缘或工业园区，物理距离的缩短，反而凸显了心理的“信任距离”。“邻避效应”不会因设计先进而自动消失。

破解之道，远在技术之外：极致的透明度、深度的社区参与、让所在地长期受益的利益共享机制。

这不仅是沟通，更是一种新型社会契约的构建。

规则的完善、成本的曲线、信任的积累——这三条曲线必须同向攀升，小堆才能真正从示范项目，变为重塑中国能源格局的基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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