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事咨询行业的人士来说，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职责。如果有企业家向你求教企业的发展战略，你会如何解答呢？

“新鲜突兀的未必是优点，源远流长的未必是缺点。”本文中，笔者选取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案例——《隆中对》，来解读战略咨询所蕴含的个中要义及其背后的功过是非。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我想，《隆中对》才是理解整个故事的“文眼”。没有《隆中对》，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天下三分”。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最后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隆中对”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首席谋士，此后，刘备集团的种种攻略皆源于此。

鲜为人知的是，“隆中对”之时，刘备时年46岁，诸葛亮时年26岁[1]。想想看，让一位已经戎马半生的“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三顾茅庐”、亲自拜访26岁的毛头小伙、并向其求教人生大计是一种什么样的既视感？

当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后，去看这段君臣际会。当时年仅26岁的诸葛亮对刘备究竟说了什么，让刘备茅舍顿开、如拨云雾而见天日？

一、“隆中对”为何成为经典？

一部《二十四史》，谋士们为主公的建言献策如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为什么《隆中对》能够脱颖而出、传之经典？我想，主要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

1.“隆中对”改变了刘备的创业模式

以公元207年的“隆中对”为分水岭，刘备的创业正好可以分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在“隆中对”之前，自公元184年“桃园结义”起，一直到公元207年见到诸葛亮，刘备前后创业奋斗23年。在这23年的时间里，刘备的创业模式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加入你，成为你旗下的子公司”，或者说是“加盟店”的模式。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刘备曾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虽然到处深得人心（信义著于四海），但到处都混得不顺利（刘备曾自言“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到了公元207年，刘备也已46岁，一次上厕所，感叹自己长久不骑马、大腿上的赘肉又长起来了（髀肉复生）。可见，在这种“加盟店”的模式下，事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瓶颈，其天花板较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仅26岁、且从未有过工作经验的诸葛亮，在刘备“三顾”之请后，送出《隆中对》，让46岁的刘备第一次试图拥有自己的一片领地；同时促成了孙刘同盟，击退了曹操，掌握了荆州，控制了西川和汉中，取得三分天下的局面。

而如果没有诸葛亮的“隆中对”，刘备可能还会沿着以往的思维模式，继续投奔、依附孙权——一如此前，他依附刘表、袁绍、曹操们一样，那么后来出现的可能不是魏蜀吴鼎立的三国模式、而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了。

而在“隆中对”之后，46岁的刘备第一次，试图主动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然后，属于他的天下，才真正逐步开启……

2.“隆中对”成功规划了三国时代的政治格局

如果没有“隆中对”,那么后来出现的可能不是魏蜀吴鼎立的三国模式、而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了。“隆中对”直接影响了从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中国政治格局，其有效时间影响长达56年，时间跨度占了此后整个三国时代的77%。毫不夸张地说，“隆中对”硬生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二、对“隆中对”的“四部曲”解读

《隆中对》是一篇经典的战略咨询案例。从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个典型的战略咨询通常可以归纳为四个步骤：首先，是对商业规律或曰市场游戏规则的分析与把握；其次，是对当前市场格局的深度分析；再次，是对咨询者(企业或个人)发展情况的把握；最后，是在前三者的基础上，为咨询者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方案。那么，在面对刘备“君谓计将安出”，26岁的诸葛亮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1.首先，对市场趋势的洞察：从东汉末年到建安十二年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首先为刘备分析了市场的发展趋势。自东汉末年以来，市场的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已不再是东汉时期晋升需论资排辈了（东汉采用的是“举孝廉”制度），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有枪就是草头王”。现在创业，主要还是看创业团队以及团队领导者的素质。企业的规模大小不再是主要因素，只要团队好，小企业一样可以打败大企业，上演“蛇吞象”的故事。像先前弱小的曹操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袁绍，靠的不光是天时，还有人的因素（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其实，这一点，刘备在创业之初，也看出来了：话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初次相遇。在看到朝廷募兵告示后，关、张二人正准备去投军，刘备却说了这样一番话：

“目下正值乱世，乱世则必出英雄，像你二位这样英雄，正是用武之时，何必非要屈身受制于他人？岂不闻：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耶? 现今黄巾造反，天下响应，朝廷诏令各州郡自募乡勇守备，是因力不能及，兵匮将乏，且有宦党掣肘之故，然而如此一来呢，必将造成地方豪强割据之势，黄巾平定之日，必是群雄崛起之时，那时域中竟为谁人之天下，还尚未可尽知也！”（节选自电视剧《三国演义》第一集）

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刘备“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判断：在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各地武装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强占地盘，从而形成一股割据势力，“务相兼并以自强大”。如：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孙策占据江东；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一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张鲁占据汉中；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董卓、李傕等先后占据司隶；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张绣占据宛。

那么，既然刘备在这一点上与诸葛亮的看法一致，为什么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之前的23年里，却毫无起色、仍寄人篱下呢？这就涉及到市场格局和自身特点的精确定位：刘备虽然看到了未来市场会朝着寡头的趋势发展。但是，刘备的创业却只迈出了半步，那就是“我加入你、成为你的子公司”，或者说成为你的“加盟店”。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隆中对”之前，刘备自立门户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

2.对当今市场格局的精准把握

关于市场格局或者说市场结构，经济学家张伯伦(E. H.Chamberlin)和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曾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以及完全垄断市场，四种市场类型依照垄断程度依次递增。另外，这四种市场类型大体上呈现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完全垄断市场”的演化周期。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演化正好体现了这种规律：西周建国后，曾分封了五百多诸侯；春秋时只剩下了一百多家；战国时代仅剩下势力最强的七家(战国七雄)；随后被秦国兼并统一，形成完全垄断市场。秦朝灭亡后，则又重新出现了诸侯争雄的局面，步入新的演化周期。

把视角拉回公元207年时的“隆中对”，那时又是一种怎样政治格局？

诸葛亮对刘备说，从东汉末年到建安十二年，经过几年的兼并重组，市场结构已经从当初的完全竞争市场演进到了寡头市场。其中形成了两家最大的寡头：

一个是中原的曹操。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拥有了百万之众，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市场领导者，此诚不可与争锋。因此曹操的市场地位不能碰，必须正视现状，承认曹操的市场领导者地位（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另一个是江东的孙权。经过多年的经营，孙权在市场排行榜中跃升第二，而且依托长江天险，极得民心，因此也不能打他的主意，将来只能联合、不能兼并（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那么，在剩下的市场份额中，可以向哪边拓展呢？诸葛亮接着分析说，目前还有两块不错的地方：一个是荆州。荆州北接汉沔二水、南达南海、东连孙吴，西通巴蜀，方圆千里，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而荆州牧刘表却无力长久据有，这正是上天要把荆州送给您（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第二个就是益州。益州四面环山，对外是天险，对内是沃野，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以此为根据地成就的帝业；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益州牧刘璋暗弱，张鲁又在北面虎视眈眈；益州民殷国富，而刘璋却不知存恤，益州的智能之士正盼望着像将军您这样的英雄前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基于这样的市场格局判断，诸葛亮认为，刘备未来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剩下的这两块市场份额拿到手。那么，刘备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3.对刘备自身情况的审察与剖析

对于自身情况的审察与剖析，主要是对刘备自身能力的判断。诸葛亮认为， 认为刘备具有这样的资质：首先，刘备是皇室宗亲（将军既帝室之胄），这张牌在当时仍具有很好的品牌价值，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一旦“曹丕篡魏”，就不具备该价值了）；其次，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刘备是一位当世英雄，而且能够让一群豪杰之士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刘备就是一位“克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马克斯·韦伯)。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第三，刘备自己有着不服输的精神。从青年到中年，虽然已经奋斗二十三年，年近半百，而且大腿长了赘肉，但是仍然“志犹未已”、“欲信大义于天下”，有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服输的精神。

刘备的上述特征、尤其是“克里斯玛型”魅力领袖品质正是能成大事的基础。相比之下，其他人不一定具备。明显的例子就是贾诩劝张绣降操。在张绣割据一方时，其谋士贾诩却力劝张绣投降势力尚弱的曹操。原因就在于贾诩认为张绣并不具备成为割据一方的“英雄”的潜质，不如早降曹操，做个中层。

4.在上述基础上，为刘备确立战略行动方案

因此，在明确了市场趋势、市场格局、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诸葛亮为刘备确立了战略行动方案，归纳起来，就是“先三分、后一统”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即：

第一阶段：“先三分”。即：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第二阶段：“后一统”。即：以荆、益两州为基地、挥师北伐夺取中原（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以上就是《隆中对》的战略行动方案。“隆中对”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首席谋士，此后刘备集团的种种攻略皆源于此。

三、“隆中对”高明在哪里？

1.是“天下三分”还是“南北对峙”？

在以“三分天下”为基调的《隆中对》诞生的七年前，东吴的重要谋士鲁肃也为吴主孙权提出了一项战略方案——《榻上策》，其核心则是实现曹魏PK孙吴的“南北对峙”。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鲁肃见到孙权，两人合榻对饮、相谈甚欢。孙权问鲁肃对东吴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怎么看？（《三国志·吴志·鲁肃传》：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回答说，汉室已经不能复兴，曹操也无法除掉，为您考虑，只有把根基立于江东，才能争夺天下（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北方容易出现纷争，正因多纷争，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先剿除黄祖，然后进伐刘表，攻取巴蜀，完全据有上中下游的长江天险，依托长江天险，与曹魏集团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由此可见，鲁肃的《榻上策》为孙权提出的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提出的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模式。后来的历史发展基本走的是三国鼎立的模式，这是为什么呢？换句话说，在曹魏与孙吴两大寡头下，弱小的刘备集团是如何从夹缝中求得生存，赢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呢？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比鲁肃的高明之处。

这涉及到寡头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德国经济学家斯塔克尔伯格(H. VonStackelberg)曾提出“斯塔克尔伯格模型”(Stackelberg LeadershipModel)。该模型将寡头细分为“实力雄厚的领导者”与“实力相对较弱的追随者”两种。首先，市场领导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然后，市场的追随者再根据市场领导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最优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寡头格局下的行为模式。

具体到《隆中对》，可以把参与主体分为：领导者(曹魏)——追随者(孙权、刘备)的三方博弈模式。在该模式下，由于曹操实力最强，“此诚不可与之争锋”，所以，孙、刘均无法单独与之对抗，必须联合方能图存。这是三方的基本行为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刘备，那么孙权一定会救援刘备。“隆中对”之后第二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市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会通过“抱团”取暖。

第二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孙权，由于孙权在业内排行第二、且拥有长江天险，完全可以支撑较长时间，那么刘备就可以按照《隆中对》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容地攻取西川(益州)和汉中，建立一方霸业。

第三种情况，如果孙权攻打刘备，由于面临着来自曹魏的压力，那么孙权只能敲打、而不能吞并刘备。这就是后来在夷陵之战大胜刘备后，为什么孙权并未有乘胜灭蜀了。

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为模式下，刘备集团在短短十二年里(公元207~219年)，迅速从寄人篱下发展到“进位汉中王”，成为三分天下中的一员，并顺手“埋葬”了鲁肃的南北朝模式。

2.天下“终归一统”还是“永续分裂”？

《隆中对》与《榻上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终极战略目标的判断上。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认为，实现“天下三分”只是第一阶段，而“图取中原”才是其终极目标（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诸葛秉政“之后，曾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为的就是实现一统天下的终极战略目标。相比之下，鲁肃虽然也提出过图取天下的目标，但是他的立足点还是“保江东以观成败”这个角度。

两者的差异，表面上看，是由意识形态导致的：刘备作为汉室之胄，心理上自然不会满足于地方割据，本着“王业不偏安”的心态，所以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相比之下，孙吴方面则没有这层意识形态的色彩，属于偏安一隅的状态。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从市场结构演化的规律分析，诸葛亮的境界还是要比鲁肃高：诸葛亮看出来了，不管将来是魏蜀吴三分还是魏吴对峙，这样寡头结构都不会长久，总有一天会改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将来是否会统一、而是在于由谁来统一。当然，站在刘备方面考虑，诸葛亮还是希望未来一统天下的能是蜀汉一方，实现“三家归汉”。

对从事咨询行业的人士来说，就是要在刚起步的时候就能预料到将来会是怎么终结的。

3.对竞争对手的深刻洞察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天下将来会“有变”；鲁肃在《榻上策》中也认为，“北方诚多务也”。他们指的都是中原的曹魏集团内部，那么，曹魏集团内部为什么会有纷争呢？

这要源于诸葛亮、鲁肃两人对曹魏这个市场领导者的深刻洞察：

曹操在创业上采用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带来的好处，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官职广纳人才，带来的坏处则是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曹操阵营庞杂：有原来就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有后来被曹操选拔招揽的，还有朝廷官员推荐任命的，更有从敌营中招降纳叛的，并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队伍。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误，导致团队整体道德水平低，容易出内乱。朝廷里总会有不服的人存在，后方不稳定，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从而影响事业的发展。曹操集团内部先后出现了董承“衣带诏”事件、荀彧反对曹操封公建国、孔融、祢衡等人唱反调；赤壁之战后，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趁机取而代之（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欲因其败而图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进行了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每次时间都不超过一年，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究其原因，用法正的话说，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用兵不足（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使他感受到了威胁。

曹操之后，曹丕“篡汉立魏”、经过曹叡，三代之后，及至曹芳继位，司马懿父子开始依葫芦画瓢，曹魏步入了“司马同槽”时期：从曹叡托孤、经洛阳政变，到曹芳被废、曹髦被杀、包括期间的扬州之乱，前后共21年，正是魏国政局动荡时期，也就是诸葛亮所指的“天下有变”，或者鲁肃所指的“北方诚多务”。

而这一战略机遇期，蜀汉却处于鸽派的蒋琬、费袆秉政时期，等到鹰派的姜维掌握兵权挥师北伐时，已经失之太晚了。（吕思勉《三国史话》：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袆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

4.对蜀吴“中分天下”的地缘安排

《隆中对》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对未来蜀吴“中分天下”的地缘安排。“三分天下”时期，蜀汉占据的是荆州和益州，属于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而孙吴据有的扬州和交州则完全是第三阶梯。

按照《隆中对》的构想，未来蜀吴如果分路北伐，一旦成功，将会形成与吴国东西二分天下之格局。蜀国即使退到太行山一线，也仍然对吴有绝对的地缘优势。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高低对低地往往可以施加更大的地缘压力。而河、济、淮、江四渎，蜀国又皆处上水，顺流而下其势无匹。尽管是二分天下，吴、蜀之优劣已决。一旦重启战端，蜀汉可充分利用占据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地缘优势，进攻处于第三阶梯的吴国，统一天下，如“汉高祖故事”。

四、先天基因不足—— “隆中对”的内部隐患分析

在后世关于《隆中对》“先三分、后一统”的战略行动方案的评价中，一般认为“三分”是正确的，让刘备用了仅仅十二年就从“屯兵新野”发展到“进位汉中王”，如期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而“一统”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战术失误。这种战略失误主要表现为：

一是关羽“大意失荆州”，使得蜀汉北伐失去了荆州这个前进基地，而不得不翻越祁山，后勤难济，导致每次北伐均因粮草不济而功败垂成。

二是在首次北伐时，诸葛亮未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从而失去了这次奇袭机会。即，许以魏延领精兵五千，走子午道，直取长安。（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见于《三国志•魏延传》）。这也是成为后世评价诸葛亮的依据——“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隆中对”第一阶段：公元207~219年，共12年，从“刘备屯兵新野”到“进位汉中王”。《隆中对》“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隆中对”第二阶段：公元219~263年，共44年，从“关羽失荆州”到“曹魏灭蜀”。蜀汉“图取中原”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

事实上，关于《隆中对》”一统天下”的战略目标之所以未能实现，究其原因，还是要从建安十二年对市场格局判定的那一时刻说起：

1.市场格局判定时的无奈

回到“隆中对”关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基本判定，从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来看，除了中原的曹魏集团、江东的孙权集团，在这两家剩下的地盘其实共有三块：除了《隆中对》所提到的荆州、益州，还有雍州(又称为关中、秦川)。雍州当时为韩遂、马超据守，并不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从地缘环境上来看，如果刘备集团后来占据的是“雍州+益州”，那么，在后来“三分天下”的斗争中，其地缘优势将远大于诸葛亮《隆中对》中所提到的“荆州+益州”。而“雍州+益州”才是真正的“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邦在与项羽对峙鸿沟时，所依托的正是这块战略大后方。从地缘上来看，一旦占据了“雍州+益州”，就可以牢牢占据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以第二阶梯攻打第三阶梯，正好可取地利上的优势。也就是说，得“雍州+益州”者方可得天下。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战国时代，在秦惠文王时，秦国内部面对到底是先“问鼎中原”还是先“攻取巴蜀”时，产生了分歧：纵横家张仪认为，应先攻韩，打通东进中原的崤函通道；而司马错力主先攻取巴蜀，为秦国争霸乃至统一六国提供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即“伐蜀则得楚”。秦惠文王后来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秦国攻取巴蜀后，其地缘环境大大改观，并且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山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地缘优势。设想一下，假如当年楚国不是急切地去问鼎中原（春秋楚庄王、战国楚威王），而是溯江而上攻取巴蜀，“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那么，焉有后来秦国的崛起？恐怕统一六国的是楚国而不是秦国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是多么重要！

从三国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北周的立国者——宇文泰同样是袭取巴蜀，在拥有“雍州+益州”的情形下，确立了与北齐、南陈鼎立的地缘优势，使北周由周齐陈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凭借地缘优势迅速崛起，为后来的北周武帝灭齐、杨坚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什么没有提到雍州呢？作为一名杰出的战略家，诸葛亮不会不知道雍州的地缘重要性。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未提到雍州，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隆中对》提出之时，刘备驻军于荆州新野，与关中之间隔着广阔的曹操统治区。刘备即使想夺取关中，也是鞭长莫及。

二是诸葛亮为刘备设计战略行动时间表的时候，一定也会预料到，在刘备西取荆州、益州的时候，曹操那边也不会闲着，也必然会控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而且还是中原屏障的雍州(关中)。事实上，在刘备后来入川的同时，曹操不仅通过破“马、韩”以取得关中，而且还通过“伐张鲁”，初步控制了汉中——这块益州的北面屏障，引得初至益州的刘备方面人心惶惧。以刘备方面的实力，能在曹魏立足未稳之时击败夏侯渊、重新夺回汉中就不错了，要说进一步拿下关中，那就是举手摘星辰了。

这里给后人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是，企业创业(对刘备来说是企业转型) 起步一旦晚了，其最终成就也会受到深刻影响。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时代，曹操集团正是占据了“创业时间早”这样一个“天时”的优势，迅速抢占地盘，成为市场领导者。也正是由于起步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速度再快，也只能夺取荆州和益州——这一个“战略制高点”，要想夺取另一个“战略制高点”——雍州，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在后来的魏蜀吴三国综合实力对比中，也能看出，创业最晚的刘备集团实力也是最弱：天下州郡仅占7%，人口仅占12%。所以，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仍难有突破，最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2.地缘安排上的失误

在拟定刘备集团夺取荆州和益州的战略行动方案中，诸葛亮其实忽略了一点：荆州与益州在地缘上并不是一体的，相反，荆州(长江中游)与江东(长江下游)在地缘上其实才是一体的。从地缘上来看，荆州在东吴的上游，在以水军为主、并依托长江天险的东吴看来，荆州就等于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说，不管后来刘备方面如何鼓动孙权去攻徐州战合肥，与曹魏如何争夺江淮江左地区，到最后，孙权集团去都会把注意力和主攻矛头对准荆州，并力夺之的。

另外，《隆中对》关于荆州作为蜀汉未来北伐基地之一的战略安排，也间接导致后来刘备方面过于看重荆州了。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荆州的确是一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前进基地，但是其地缘特点，决定了远在四川盆地的刘备即使拥有、也难以守住，有点儿鸡肋的味道。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吴“湘水划界”、中分荆州之后，这一劣势越来越明显，当时蜀汉方面所辖的荆州地区已经对东吴门户洞开。即使是蜀汉作出了上述让步，荆州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孙吴方面的目标必然是夺取荆州全土。因此，应该说，后来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夷陵之败正是这种地缘安排的必然结果。

3.兵分两路的弊端

诸葛亮《隆中对》在北伐中原的安排方面，具体采用的则是“两路分兵”，即：一路以荆州为基地，进攻宛城、洛阳方向；另一路则以益州为基地，挥师进攻关中。诸葛亮规划两路并进，就可夺取中原（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地缘上来看，诸葛亮的两路出兵，距离有千里之遥，首尾实难呼应。兵力分散、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后来，在刘备刚刚攻取汉中后，曹操准备来犯，刘备于是命远在荆州的关羽率军北进，打响了襄樊之战，打得曹操意欲迁都以避其锋。但是，一旦孙吴从东面袭取荆州时，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这也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评点《隆中对》时所言：“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安得不败”。

五、计划赶不上变化——哪些因素会导致“隆中对”中途夭折？

如果把前面的分析看作是“隆中对”的内在缺陷的话，那么下面的分析则可以看作是“隆中对”在“鼎足三分”的建国道路上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自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诸葛亮“隆中对”出台，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三次危机可能会导致中途夭折：

第一次夭折危机：赤壁之战

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安排的本来是“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以成鼎足之势”的战略方案。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仅仅不到一年时间，曹操就于次年秋初举兵南征。而此时的刘备尚未有效接收荆州。随着刘表病亡，荆州群臣拥立其子刘琮，而刘琮继位后迅速降曹。曹军来势汹汹，所向披靡，随后更是在当阳大败刘备，并迅速占领江陵/南郡，刘备和孙权所依托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形势的突变，让“隆中对”“鼎足三分”的建国道路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

应该说，此时的形势对曹操一片大好。若能有效运用，当可趁势扫平南方。曹操方面可派一员大将，率步兵攻取夏口，从而将荆州最重要三镇——襄阳、江陵、夏口尽收囊中。那么，远在柴桑的孙权很可能就不敢轻举乱动，且随着曹军声威日隆，东吴内部必然会出现分歧。可惜，骄傲的曹操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初出茅庐年仅27岁的诸葛亮临危受命、以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出使东吴，完成了“联吴抗曹”的艰巨使命（《出师表》语：“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孙刘结盟后，与曹操在赤壁爆发了遭遇战，不习水战的曹军旋即大败，随后退出荆州。自此，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局面出现雏形，“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第二次夭折危机：曹操平定汉中时期

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公元211-214年），刘备乘虚而入，以诈力取得西川，立足未稳。与此同时，曹操西征张鲁，平定汉中。介于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加之此时刘备远在与孙权对峙的荆州前线。谋士刘晔、司马懿建议曹操乘胜取蜀，但曹操受制于“内有忧逼”的情形、并未采纳其建议，而是选择撤兵。曹操因此失去了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可能性，“隆中对”的第二次危机也就此躲过。

曹军一撤，刘备旋即发兵攻取，汉中归蜀，从此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手上。刘备随后进位汉中王，达到其事业的巅峰。

第三次夭折危机：“夷陵之战”时期

“隆中对”所面临的第三次夭折危机，出现在刘备执意伐吴的“夷陵之战”时期。自荆州被东吴袭取、关羽被杀后，为夺回荆州，刘备不顾群臣劝阻，在称帝后仅三个月，就率倾国之兵东征孙吴。孙权遣书请和，刘备盛怒不许。

谋士刘晔识破孙权遣使称臣的目的，向曹丕进言，借此千载难逢之机，联蜀灭吴，然后再大举伐蜀，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然而，缺乏战略眼光的曹丕，竟然轻易放弃，错失了统一全国的大好机会。“隆中对”的第三次夭折危机再次轻轻翻过。夷陵之战后，“隆中对”所描绘的“三国鼎立”局面最终形成。

夷陵之战后，诸葛亮叹曰：如果法正还在世的话，一定能劝阻刘备，不要执意伐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法正会怎么劝阻刘备呢？肯定不会说“国贼是曹操、应先抗曹”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赵云等人已经说过，没起什么作用。假使法正在世，善于出奇谋的他肯定会料到曹魏方面会干“趁人病、要人命”的勾当。那他就对刘备说，曹魏方面会借我军伐吴之际，一齐灭吴、然后灭蜀。只有这样的“灌顶之言”才能劝阻当时已处于盛怒状态的刘备。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诸葛亮在谋略方面也自叹不如法正——诸葛亮知道法正能劝阻刘备、但却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劝阻。在当初曹操平定汉中、蜀郡面临生死危机时，法正能在曹操胜而撤兵之时看出其“内有忧弊”，待曹军一撤，立马抓住时机、起兵夺回。相反，接到调兵令的诸葛亮却犹豫不决，直到请教了蜀中旧臣杨洪，才晓得汉中作为咽喉门户的重要性，遂立即发兵驰援。

由上面可见，“隆中对”所面临的三次夭折危机均安然度过。蜀汉从无到有，终于成为三国中的鼎立一方。细细分析，可以看出，每次危机的主动权均是掌握在三方中的最强者——曹魏的手中。这非常符合市场格局的特点——市场的主动权一般掌握在市场领导者手中。假使曹魏能及时采取正确措施，那么纵使有十个诸葛亮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当初，诸葛亮选择了相对较弱的刘备一方“鞠躬尽瘁”，当然，最终也未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其实并不全赖个人因素。

[1] 古人一般以虚岁计算年龄，史载“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年二十七岁，若以周岁计，约为26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