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专栏 : 吴晓波

腾讯给自己出了道难题:科技向善

吴晓波1 个月前16.35k
11月11日,腾讯正式宣布升级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作者:巴九灵 

来源: 吴晓波频道

11月11日,腾讯正式宣布升级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新使命愿景统一表述为“用户为本,科技向善”,新价值观则为“正直、进取、协作、创造”

其中,关于“科技向善”的问题,吴老师于近日接受了腾讯研究院的采访,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话语权逐渐向企业家转移,企业提出“科技向善”正当时。

具体的访谈内容,小巴附录在后,着急想看的,也可以直接刷到下面看吴老师的精彩观点哟~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做企业就几件事情:生产好的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维护企业跟社区的关系,科技向善就属于第四个维度。

——吴晓波

2019年11月11日,全民都沉浸在“双十一”的狂欢中,阿里方面捷报频传。

一直以来,腾讯似乎与这份热闹并无直接关系。

尽管这一天是它的生日。

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阿里当年恶作剧,但追根溯源,腾讯确实是在1998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的。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吹完蜡烛后,腾讯低调公布自己21周岁的生日愿望——“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小巴翻译下,大概的意思是:我想做一个好人。

这一愿景并不神秘,尤其是“科技向善”一词。

今年整一年,小巴就发现,凡小马哥所到之处,无论是在两会的提案上、《财经》杂志发文、他个人的朋友圈还是各大峰会,“科技向善”已成了他的口头禅。

但想做好人的,也不止腾讯一家。

9月10日,阿里在20周年公司大会上,宣布迭代自己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其中一条愿景就是“活102年:我们不追求大,不追求强,我们追求成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

没有人会拒绝一家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巨头以“善良”为愿景,即便这只是一个愿景。

毕竟,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科技革命的发展,恶总是要比善跑得更快一些。

01 正义会迟到

互联网圈里有个羞于公开的说法,这个世界的第一桶金,大部分诞生于黄和赌。

1995年,当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通达美国时,人们就发现,第一批出现在“公路”上的垃圾,就是被乱扔的色情制品,那一年,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

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似乎都会伴随类似的情况。

公元前15000年,拉马格德莱尼洞穴的墙壁上出现了女性裸体躺卧的岩画,那时候用壁画记录信息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而比特币刚诞生不久,去中心化支付仍备受争议时,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娘就把支付码文在了身体显眼处。

谷歌的数据则揭示,尽管问卷调查中,只有25%的男性和8%的女性承认她们会看色情影片,但关于porn(成人网站)的搜索量比天气多得多。

吴老师在采访中也提到: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规范,或者来不及建立;也没有回馈机制,对“”的褒扬以及对“”的惩戒都尚不完善。

1996年,针对色情制品在互联网流通问题的相关法律《通信规范法案》正式出台,距离美国互联网刚刚出现已经过去了12年。

2017年8月,在中国杭州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互联网法院,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处理各种因互联网而产生的纠纷,而这距离中国第一场因网络“人肉搜索”而导致的命案,已过去了10年。

科技向善和“技作恶就像龟兔赛跑,“作为兔子有天然的奔跑优势,“则因为先天的滞后性,只能默默坚持等待机会。

更何况,在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恶兔子未必会像寓言里的兔子一样,先睡一觉。

能让兔子睡觉、乌龟加速,帮助“善”实现弯道超车的,是那些掌握了技术权力的企业。

02  企业不能缺席

1877年,不堪重负的工人们举行了载入史册的五一大罢工,以抵抗工业革命的一大“恶行”——超时工作。

工业革命发展,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无限拉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作为代表性技术成果——机器,在当时的企业主眼中,它是不需要,甚至也是不应该休息的。作为配合,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14-16小时,甚至长达18小时。

迫于罢工压力,美国政府随后很快出台了法案保障了8小时工作制度,但企业主马上“下有对策”地出台了“计件工资”制度,将工作量与工资挂钩,迫使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加班劳动。

真正助力8小时工作制实现的,是1914年成立的福特汽车公司。

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创始人福特改进了生产方式,将过去的手工作坊式制造汽车改为流水线大生产,大幅度优化了生产率。

流水线大生产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它要求每个工人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断完成重复工作,因为一个环节的差错就能导致整个产品报废。

这一点,一个电量低于20%的工人,是无法做到的,于是,有助于工人得到充分休息的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大势所趋。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特的这一举措,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科技向善”。

回到当下,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也意识到了“用户精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018年,苹果针对“手机成瘾”问题,主动上线了“屏幕使用时间”功能,并允许为特定应用设置时间限额。

小巴的安卓手机里,还有特定时间屏幕变功能。

谷歌公司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在实验中发现,把手机屏幕调成灰色,就能有效降低人们使用手机的欲望。

亲测有效。

类似的向善型修补动作里,腾讯也做过不少,比如“朋友圈三天可见”

很多人吐槽这一功能是友谊的“小翻船”,但实际上,该功能还有另一个奇效——防止被“挖坟”。

挖坟是一个网络常用语,意指对过去黑历史的曝光。

这可不是单纯难堪这么简单,十几年前,国外网民就深受其害:

一位60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因为40年前曾服用过致幻剂的事情在网上被公开,被美国边境卫兵发现后,失去再次进入美国境内的机会;

一位想做教师的25岁单身母亲在MySpace博客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头戴海盗帽,举着塑料杯喝酒的照片,校方发现后,认为她不适合当老师。

互联网不会遗忘,海量的存储空间保存了必需的数据,却也剥夺了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真可怕,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

但我允许你三天可见。

如果能够批量删除,会更完美

03  想善容易,向善难

当然,除了修补一些副作用问题,腾讯还有一些主动行善。

比如,通过优图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去帮助警方寻回被拐儿童,比如,和故宫一起保存文物等等。它计划在未来三年,完成10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并与故宫共同推动数字化采集行业标准的建立。

但最难的抉择,往往是选择放弃。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的标准,要看他在利益面前能否不为所动,而检验一家企业是否真的科技向善,吴老师给的参考标准如下:

当商业利益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解决问题时的思考和行动如果还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义为“科技向善”。

这题太南了。

企业既有利用科技发挥最大商业效益的原始冲动,又往往因此而忽略了用户的体验。

近年来反反复复的竞争,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和数据依然被各大企业无休止地争夺着,与之相比,实现科技向善必要的利益让步和人文关怀仍显得有点苍白。

腾讯研究院访谈吴老师

如果20年算一个节点的话,

互联网带来的成就和问题分别是什么?

吴晓波:互联网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行业迁移,具体而言是信息产业的迁移。我学的是新闻,我们系(注:复旦大学新闻系)今年建系90周年,但到今天,我们当年学的所有教材都已经过时,甚至整个业态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新闻行业到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在发生向数字世界的大规模迁移。

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大量变化在迁移过程中发生。经历爆发性增长之后,第一,是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第二,是人本身对欲望的控制已远非原来的状态。比如,农耕文明时期的“”和工业革命的“”就不太一样。

农耕文明是熟人之善,五千里之外做坏事没关系,但在家乡是要善的,因为死后还要进祠堂;工业革命时期,城市里就不存在熟人之善了;而到了信息时代,变化速度更快,善的定义又发生很大的变化。

关键在于,法治和公共评判标准在这种变化中都滞后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规范,或者来不及建立;也没有回馈机制,对“”的褒扬以及对“”的惩戒都尚不完善。互联网以成绩论英雄,成功本身最重要。就像美国女星伊丽莎白·泰勒讲过的,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这是当年好莱坞的法则,也适用于当下中国互联网。

过去40年,中国企业家积累财富的速度是罕见的。富裕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企业家影响力大增;第二,专业知识由原来的知识分子,向企业家或科学家进行了转移。

工业革命时期,学科和生产不如今日般高度细分,知识分子还能高度理解生产方式。到了信息化时代,知识分子对生产的理解已经非常有限,他们身为反馈机制的一部分,不再能有效推动社会前进。因此,企业家变成了社会的推动力量,同时又能够为自己代言。财富与话语权发生重叠,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您怎么理解科技向善?

吴晓波:我觉得现在提科技向善正当时。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所有的领域,需要建立规范和回馈机制。告别野蛮、告别动物性、进入到“人”的阶段以后,就该建立规范;规范本身又能促成回馈机制,二者是社会秩序的重构。一些人脸识别技术进课堂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就是由于规范缺失,有些事大家不知道该不该做,做的边界又在哪里。

善是一种体系,是规范和反馈机制。规范建立不是很难,提出问题才能有答案。但问题是现在反馈机制不健全,自媒体时代看似传播的门槛降低,人人都有传播的话语权,但人为制造的反馈也可以快速覆盖全网,而公众缺乏反馈的机会。

当然,现在的“向善”还是利益驱动为主——企业做任何善事,最终还是出于商业利益。当商业利益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解决问题时的思考和行动如果还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义为“科技向善

善是公共性的,科技向善短期内可能没有回报,也不应该先考虑回报,而要考虑公共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做企业就几件事情:生产好的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维护企业跟社区的关系,科技向善就属于第四个维度。企业应该自我约束,正如人要有教养,第一步就是克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关于科技向善,有哪些好例子?

吴晓波:人类进步是科技推动的,科技本身有大善的一面: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的科技产品,本质上都是一种善。 

但利益本身带有动物性,当善和利益产生冲突时,科技就会被利益驱动。工业革命时期,烟囱越多越好,因为可以赚钱;后来发现烟囱多了造成空气污染,但企业还是想赚钱。最终环保之善,是通过法治和技术进步来达成的。

过去20年没有提“科技向善”,而到现在才开始思考,客观上是因为互联网野蛮时代结束,企业如果还仅仅只是靠利益驱动,就不能再高速增长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人虽然自私,但最终也会贡献于社会。比如,一个人做鞋子并不一定是想做好鞋子,而是想养活家庭;但想养活家庭,鞋子就要做得好一些,最终还是做好了鞋子。所以向善肯定是对的,是一件好事。

您认为互联网

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吴晓波:今天我们的生活被深度数字化了。在这种前提下,互联网平台间的关系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平台间会基于各种考虑而相互封闭,这在前几年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但现在已经较少讨论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明白:没有绝对的“平台开放”。

过去曾有人倡导世界主义,认为国界不应该存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可能,国家之间一定会有边界。如今一个大公司的用户和增长完全自成体系,也需要一个边界。平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开放式”的,但平台间的开放需要规范,有规范才能管理。现在规范之所以没形成,问题在于各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您觉得

科技向善会成为科技界的共识吗?

吴晓波: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这个口号,没有企业会说自己不向善。关键还是在于有无规范和回馈机制:到底什么是“”?一家企业带头向善,其他企业的“”和它一样吗?违反规范,要受到什么惩罚?如果没有建立起回馈机制,就不要空喊口号——毕竟大家都想当善人。

在治理角度上,企业内部可以考虑设立伦理委员会——提出问题、在公司里讨论、由委员会决定。再之上,互联网行业或者整个信息行业也可以有伦理委员会,来建立秩序,形成反馈机制。向善或向恶,应有相应的鼓励或惩罚。

您对科技领域有什么期待?

吴晓波:科技是工具,它能不断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人类的需求列表还很长。过去20年,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改变最大,之后可能是人工智能、制造业的进化或者生物医学来扮演这一角色。就像传感器的发明带来了物联网,物联网又带来更多新的转变……信息革命本身变成了新的基础设施,它在不断推动着技术变革。

在这种推动下,人类的需求也发生变化。生产产品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但如果需求不变,满足需求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随着技术发展,我甚至认为任何东西都会冗余——物质会冗余,精神供给会冗余,甚至人也会成为冗余。我们应当想办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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