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量化精灵

这阵子，沪深两市的股票大起大落，好不刺激。

其实股市疯狂，90多年前的“韭菜”哥蒋介石，心有戚戚然焉。

1922年，由于炒股失败，35岁的蒋介石跌到了人生的低谷。

这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股市大亏，以致他连给儿子蒋经国交学费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思之伤心”。

往事不堪回首，蒋介石的炒股往事，始于1920年。

当时，长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孙中山经常为革命经费所窘。为了解决经济问题，1916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人的建议下，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并希望通过盈利所得来资助革命。

历经审核和前后折腾，1920年7月，由日本方面和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共同出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当时，1920年代的中国已经有100多家各种交易所，而股票发行，更是早在1870年代的清朝就开始了。

1872年，李鸿章筹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时就曾经向民间发行股票，李鸿章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股民之祖”。

其实早在1883年，由于矿业股票暴跌，当时的清朝就已经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

但炒股这种事，眼红的人还是很多。随着民国时期炒股事业继续兴旺发达，眼看作为国民党秘密筹资机构的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此时由于与陈炯明不合，离开粤军来到上海的蒋介石随后拿出5000银元，与自己的老大哥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共同出资成立了“友爱公司”进行证券投资。

这是初入股市的蒋介石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 。

青年时期的蒋介石

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公司刚刚成立就碰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跌。

对于当时的这次金融风暴，上海《申报》在探讨原因时说：

“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

1920年的这次金融风暴使得蒋介石非常愤怒，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爆发：

“银价大落三日······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

不仅没赚到钱，初入股市还大亏，蒋介石心里特烦，他在1920年的日记中写道：

“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
“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

在蒋介石看来，自己之所以初次炒股就失败，这里面是有门道的。

从辛亥革命时候就献身革命、曾经全身绑满手榴弹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的蒋介石认为，国外资本主义始终在控制着中国。所以，国际金融风暴等问题也揭示出中国社会蕴含的大问题

“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

从24岁就开始参加辛亥革命的蒋介石从中悟出了革命改良的道理。

当然，他的“韭菜”生涯还远未结束。

第一次创业不成功，蒋介石不灰心，又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茂新”接着搞。没想到，茂新公司也是大亏：

“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惨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商业不易营。”

炒股没赚到钱，还亏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这才想起来之前算命先生之前跟他说你“五六月间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

蒋介石觉得算命先生真是神了，心情不好，于是，他从上海跑到了浙江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 

192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种失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1920年9月，刚刚投身股市才几个月的蒋介石，突然被孙中山再次召唤。

原来，此时孙中山的得力干将朱执信在策动桂军归降时遇难，身边正缺人手的孙中山于是紧急召唤蒋介石，让他前来任职粤军第二军参谋长。

这是蒋介石以前从未有过的高位，于是，蒋介石紧急赶回前线，率领粤军与桂军作战。

但是，脾气暴躁的蒋介石经常对同僚发火，这使得他跟粤军同事间的关系很紧张，加上粤军又大多是广东人，作为浙江人，蒋介石觉得自己处处受到排挤。

到了1920年11月，刚刚回到前线才两个月的蒋介石，一怒之下又离开前线出走回到上海和老家浙江奉化。这一段时间，断断续续炒股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他又损失了七八千元。

1920年的七八千元是什么概念？

1919年，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当时毛泽东的月薪是8元，这相当于当时蒋介石炒股亏掉的钱，毛泽东得赚1000个月才赚得回来。

这炒股的人生，实在郁闷啊。

不过，运气似乎开始眷顾中年蒋介石了，到了1920年底，民国股市逐渐回暖。

当时，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经纪人的蒋介石运气也开始回春，陈果夫回忆1920年底，他跟蒋介石的股票生意时说：

“茂新（公司）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

有了钱，蒋介石的手头宽了，于是更加出入风月场所。

话说，1920-1922年搏击股市的这段时期，也是蒋介石嫖娼的巅峰岁月。

这两年时间，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断写下想“戒色”又“食色”的记录：

“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1920年1月14日）
“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1920年1月18日）
“途行顿起邪念。”（1920年1月25日）
“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1920年3月30日）

就在进入风月场所的高峰期，蒋介石的股票生意也越来越好转。

到了1921年5月，蒋介石为股票价格的的不断上涨，在日记中表现得很兴奋：

“接静兄函，知交易所股价涨至百零八元。”
“接守梅电，交易所股票涨价至一百二十四元。”

这时候，之前炒股老是亏钱的陈果夫也一扭颓势，写信告诉蒋介石说，他们合伙的茂新公司“自去年（1920）九月至今年（1921）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

九个月时间，蒋介石参股的茂新公司就净赚了18401.78元。蒋介石兴奋得乐呵乐呵，又在日记中写道：“私心慰甚！”

眼看行情大好，蒋介石于是加码杀入股市。到了1921年中旬，蒋介石先后投资了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5家经纪人事务所。为了炒股赚钱，蒋介石几乎倾尽了全力 。

民国时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前面说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是国民党利用市场规则，用来秘密筹款的金融机构。但在军队中失意的蒋介石却利用金融运作，无意中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尽管出身盐商家庭，蒋介石很小时父亲就已病逝，加上年轻时就投身辛亥革命，因此蒋介石在中年炒股之前，其实身边一直都很缺钱。

就在1920年底，当时蒋介石检点全年花费，才发现自己当年竟然花了七八千元，这使得他大为震惊，在日记中蒋介石自我反省道：

“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

蒋介石崇尚宋明理学，又崇拜曾国藩，经常在日记中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反思归反思，在上海滩浪荡的这几年，眼下又赶上炒股赚了钱，蒋介石就像所有发财的股民一样，时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欲望：

“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1921年9月10日）
“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1921年9月25日）
“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1921年9月26日）

就在蒋介石赚到第一桶金、内心挣扎之时，1921年底，民国的股市也开始急转直下。

1921年初，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每股价格为120元，但是到了1921年底，股价已飞涨到200元。

民国经济困顿，但股市却逆流而上，无数疯狂的股民纷纷加入到了这场击鼓传花的盛宴当中，就等着看谁成为接手最后一棒的人。

当时，上海市内的100多家交易所股价纷纷飞涨，但是到了1922年初，由于市场资金开始出现缺口，导致市场期股交割到期，买方却不能按约偿付。随着接手最后一棒的人陆续倒下，交易违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市场信用开始崩塌，全国股民开始恐慌起来，导致股票抛售如潮水般涌来。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波民国股市行情，泡沫被彻底捏爆。

在此情况下，上海市内的各家交易所陆续破产，到1922年3月，巅峰时期曾经达到150多家交易所的上海，能维持营业的只剩下了12家，对于民国股市这波疯狂的行情，当时有人撰文说：

“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飙焉华屋连云，飙焉贫无立锥。”

在这波股灾之中，蒋介石同样不能幸免，试图做多的他遭遇市场崩塌，参股的公司亏损达到了60多万元，而跟蒋介石一样在做经纪人的浙江奉化老乡周骏彦因套利欠债20多万、甚至两度跳黄浦江自杀。

对于当年这波股灾，跟蒋介石一起合伙办公司的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从开始到交易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1922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到交易所将倒的时候，‘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尚须付交易所六十万左右。

从原来公司最高峰盈利20多万元，到一下子亏损60多万，蒋介石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就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幕出现了：蒋经国需要交学费和服装费15元，而蒋介石甚至穷得，连这15元都交不起了。

就在股市泡沫破灭，蒋介石跌到人生最低点的时候，1922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也去世了。当年，蒋介石8岁时父亲就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一生事母极孝的蒋介石眼看老母病逝，又极力举债返回浙江操办丧事，办完丧事，更是欠下了一屁股债。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债主们也纷纷追上门来，甚至连上海租界的巡抚也要来缉拿蒋介石，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向他的宁波老乡、上海滩商界领袖虞洽卿求助。

虞洽卿随后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就是让蒋介石拜当时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为师，让黄金荣出面来为蒋介石斡旋。为了买虞洽卿的面子、黄金荣一口答应。随后，蒋介石以门生“蒋志清”的名义，正式拜入青帮门下。

拜了师，事就好办了，在黄金荣的张罗下，蒋介石随后请来各路债主吃饭，黄金荣则“登台唱戏”说：“从今往后，蒋志清就是我的徒弟了，他欠的债，你们管我来要就是了。”

债主们面面相觑，只得说“岂敢、岂敢！” 

黄金荣和他的门生蒋志清

就在蒋介石人生的最黑暗时刻，孙中山也遭难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孙中山被迫避居珠江上的永丰舰。

此前，孙中山曾经多次召唤蒋介石前来相助，但性格孤僻的蒋介石一方面跟同事合不来，另一方面经常被广东帮排挤，因此经常甩手而去。

但在1921年底孙中山手头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却多方筹款支援孙中山。

随着1922年股市的崩溃，蒋介石个人也穷困潦倒，加上母亲去世、举债办丧，蒋介石经历了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而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再次蒙难、并呼吁各路同志前来护驾。

在民国时代，革命同志自顾不暇、甚至倒戈背叛经常发生。然而，在1916年曾经冒死为结拜大哥陈其美收尸，在孙中山得意时经常甩手而去的蒋介石，却在孙中山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候，来到了广州、来到了孙中山的旁边。

在永丰舰上，蒋介石亲自护卫孙中山四十多天，由此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蒋介石写道：“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

 孙中山与蒋介石

但经历股灾的蒋介石，已然欠债累累，1922年9月，蒋介石写信给张静江希望借钱还债：

“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

蒋介石信中写的“教育无费”，指的是他自己作为父亲却穷得连蒋经国的学费都交不起，为此感到非常愧疚。

张静江随后将蒋介石的窘境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又秘密指示筹措了2500元，让别人汇给蒋介石。

得到这笔款后，蒋介石才缓过了人生中最大一个难关，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家何为乎？子何为乎，非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誓不生还也。”

这个被割了韭菜的股民，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风云岁月。

而根据黄埔学生、曾经营救过蒋介石的陈赓回忆，就在1925年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还在战争的间隙经常拿出收音机偷听上海股市情况。为此，认为蒋介石“没有出息”的陈赓决定舍弃他而去。

但1933年陈赓被捕后，多番劝降无果的蒋介石并不以为意，并偷偷下令、放走了陈赓。

一段民国股市风云，至此飞散如烟 。

股票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对近代国人而言却绝不陌生。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即在开埠未久的上海面世。之后，随着洋务新政的次第铺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知名企业相继发行股票。其股价也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发展而扶摇直上，如最初乏人问津的轮船招商局股票，由银价100两升至260两的高位，不过十余年。

自由放任的国际资金、腐败裸奔的金融系统、疯狂投机的股市炒作，造成股市崩盘，引发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损失惨重，后来成了压垮清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亡国的股灾》

100多年前的那个盛夏，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而由于中国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等诸多要素，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上海橡胶股灾。1910年的盛夏，上海被笼罩在一片肃杀的严寒中。

一头巨大的熊，跨越大洋而来，熊掌横扫上海滩。股市全面崩溃，钱庄票号纷纷倒闭，外资银行损失惨重，仅以身免。那些越来越高的新建洋房，则成为人们财富梦碎后的终结之地，创下了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的自杀方式——跳楼。 

“寰球同此炎凉”，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大清国上了一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课，而且以其凌厉的掌风，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 

起风了……

时间总是最好的遗忘剂，记吃不记打也似乎是人之本性。20多年后，一场新的金融风暴在上海突然爆发，这次埋葬的不仅仅是钱庄票号，而是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事件的缘由还得从当时最朝阳的产业——汽车工业说起。

1900年后，美国汽车产量大增，由此带动了橡胶市场的迅猛发展，而国际资本投资的东南亚橡胶公司，大约有1/3在上海发行股票。仅1910年6月一个月间就有30家橡胶公司在上海挂牌募资，募集的资金量更是高达1350万两白银。此时的上海俨然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一大中心。 

橡胶公司股票受到热捧并不奇怪。据测算，当时每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市场价却在12先令，利润高得惊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路资本蜂拥而入的同时，其背后也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在东南亚圈地的橡胶公司甚至连树苗都还没种下去，股票价格已经一涨再涨，风险也就一步步不断累积。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宣统2年，蓝格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月2日——1080两； 

3月18日——1300两； 

3月21日——1600两； 

3月29日——1675两…… 

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几乎所有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而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不追捧橡胶股票，还能追捧什么呢？ 橡胶的全球热潮，起源于美国的产业升级。 

1900年，也就是大清国正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拉低了九成，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橡胶市场立即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 

于是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们，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公司，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仅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的资金量高达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一个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此前开设过一家小小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他开设了一家名为兰格志的橡胶公司，却迅速地成为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麦边是个成功的策划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及“有偿报道”，宣传橡胶产业的光辉前景，其中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他的第一步策划，就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清、姚公鹤的《上海闲话》)。曾经有稗官野史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而已，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 

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3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其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儿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成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s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10时，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其巨大的苦果。

先得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了贷款，造成了银根进一步收紧。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倒闭了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 陈系钱庄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陈逸卿的算盘打得并不错：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边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应该是一门风险并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这一生意越做越大，陈逸卿的资金链便开始绷紧。 

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这就是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差别。施典章，一位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作为被中央任命的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已经在上海坐镇5年，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施典章是陈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达50万两，在兆康38万两，在谦余达到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而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此外，施典章还将另外一笔95万两的巨款，也存入了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实际上，从事后江苏和中央的两个专案组审查来看，这笔存款是私自放贷，与利华银行无关。 

施典章交给陈逸卿进行资本经营的公款，达到了200多万两之巨，占到陈系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在当时一片看多的风潮中，这不仅是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

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 

但是，美梦的尽头是一场梦魇。

说来有趣，尽管清末就已出现股灾，但国人自办股票交易所却是民国的事。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组织申请正式提交北京政府（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时期）。不巧的是，当年7月张勋突然发动复辟，政局混乱之下，孙中山南下“护法”，交易所筹办工作只得暂时停顿下来。 

直到1918年6月，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得此消息后，更早提出申请的虞洽卿等人也坐不住了。在一番争吵与磨难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1日举行创立大会，5个月后正式开业。自此，中国证券市场进入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时代。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本身是股份公司的形式，共有股东572户、股票10万股。由于事属首创，加上一战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大发利市，很多上海商人都发了大财，国内外资本一时云集上海滩，各行业的商业巨子看到交易所来钱既多又快，于是都来搞交易所。

到1921年10月，上海各类交易所竟达140余家，如时人描述，“几日间有一交易所出现，十日间必有一信托公司发生”。各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的业务也是包罗万象，除股票外，棉纱、麻布、煤油、火柴、木材、烟酒、沙土、水泥，什么都交易，市场一片兴旺，很多人发了横财。 

交易所越多，投机越大，在最初两年中，上海证券市场的泡沫大得惊人。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本所股票为例，由最初的30元涨到80元，1920年底升至120元，1921年初又被抬到160元，年底竟到了200元。两年不到的时间，竟然涨了近6倍，其中的投机与泡沫，毋庸智者而知之。 

世上万物，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参差不齐，风险也就逐步扩大。一些先知先觉的资本玩家觉得其中风险太大而开始收回资金，“信交风潮”由此爆发。到1921年11月，上海共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后，每天至少有一家交易所歇业。泡沫破裂，一度空前繁荣的信用交易市场变成了一地鸡毛，投机失败者比比皆是。

所谓“昨日陶朱，今日乞丐”，纸上财富最终不过是一场空。 

市场信用坍塌后，证券交易空气日坏，即使是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能幸免，而且其正是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押宝坐庄的对象。据参与其事的陈果夫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情况本来不错，从开业到后来倒闭，营业额有数亿元，但因为某些人过度投机，甚至违规炒作本所股票，最终使得交易所停止交割并长时间停业，股票几乎成为废纸。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停业事件，和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组织的“协进社”有很大关系。因为协进社拥有本所股票3万股，当股价炒至120元后，一部分交易所创办者开始撤资，而张静江等人却以为自己有实力，仍继续大做本所股票买卖。1921年底，本所股票涨到每股200多元，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张静江等人非但未足额缴纳交易保证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这时发生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而停止交割，最终让多头集团崩盘破产。 

在这场风波中，蒋介石同乡、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因套利失败欠债20万元，后来到处被人逼债而两度跳入黄浦江。多头集团的操盘手洪善强更惨，被逼得自尽身亡。闹到最后，虞洽卿等上海巨商不得不提出方案，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合并，同时引进外国资本及洋员管理，才渡过难关。

炒股失败后，蒋介石等人决定前往广东跟随孙中山继续革命。离开上海前，他们找到交易所原理事长虞洽卿要求给予资助（或因他们仍持有原所股票而要求解决办法）。后者听后很是恼怒，说蒋介石等人搞垮了交易所，现在还要捣乱，不肯给钱。直到青帮头目黄金荣介入，双方经过谈判，虞洽卿答应以6万元了结，但必须在蒋离开上海那天才付款（怕他们拿了钱再捣乱）。由此，张静江、蒋介石等人鼓捣交易所的烂账就此一笔勾销。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会审公廨”，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会审公廨”共同提审的要求。 陈逸卿被捕后，虽然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会审公廨，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

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在中央的雷厉风行下，巨额公款被提取，这等于抽干了源丰润的最后一滴血，它终于支持不住，轰然而倒。源丰润的倒闭，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熊市掀翻上海股市后，川路公司半数资本金350万两几乎损失殆尽。而这家铁路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都是百姓“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 

7000万四川人被震惊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访，要求中央彻查。一场“惊天”的腐败大案掀开帷幕的同时，一颗足以“动地”的定时炸弹也埋了下去：如何处理这笔巨额亏损，成为悬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难题，并且将成为摧毁大清国的导火线。一年后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帝国土崩瓦解，而根源之一就是这橡胶股灾。

对多数人而言，赚钱是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但股市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级大赌场，牛市的时候它是财富的放大器，一旦牛市结束，股市就成为可怕的绞肉机。在这里，人性的贪婪、恐惧与丑陋，也被成倍放大。以历史的眼光看，股市中的各种概念炒作、暴富神话、投机与骗局，都是形成股灾的要件。百年前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1. 清亡 

1911年5月，清政府认为民资建铁路管理不善、资金不足、进展缓慢，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方案是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贪污和投机损失之款概不负责。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准备借外债修路。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川督赵尔丰开枪镇压。清政府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镇压，结果瑞方刚入川即被杀。革命党借机在武昌发动起义，清朝就此灭亡。 

2. 麦边 

文中对麦边的描述有误。麦边公司不是个小公司，其势力雄厚，涉及船运、码头、烟草、石油等生意。George McBain死于1904年，其后其妻改嫁，其后夫Richard Sadler Freeman接管麦边公司，所以股票大涨非其本人策划，其中可能另有隐情。麦边的Langkat公司1894在荷兰注册，“Maatschappij tot Mijn-Bosch-en Landwouexploitatie in Langkat” (“Langkat Mines and Forest Exploitation Company”)。在苏门答腊的Langkat拥有土地，有烟草种植生意，后来还发现了石油，1901年起开始销售煤油，Kangkat不是个皮包公司。麦边公司没有受股灾影响，此后继续在上海运营直到1949迁往香港。

参考文献：

杨天石：《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