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豪斯:姗姗来迟的诺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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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生努力,诺德豪斯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竖立起一座学术山峰,赢得“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作者:王军 

来源:FT中文网

学习经济学的人,恐怕无人不知萨缪尔森,因为他的《经济学》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教科书之一。自从1948年第一版发行以来,迄今已出到第19版,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研习者。据笔者所知,仅在中国大陆,不同时期就出版过多种由不同译者完成的版本。

不过,有些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关注这本教科书的第二作者,也就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而那些只知道他名字的人中,也很少有人知晓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是他学术专长,也是他立足于经济学界的看家本领。今后,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改观,因为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授予了诺德豪斯。

考虑到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的先驱式成果,以及他在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诺奖于他而言似乎有些姗姗来迟。这里,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是67岁,而诺德豪斯已逾77岁;另一方面,他的学生早在10年前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如今和他分享诺奖的也是他的学生辈。其实,过去很多年以来,诺德豪斯一直就是诺奖的热门人选。这种呼声在2009年曾一度达到顶峰,因为当时西方有博彩公司将其列为博彩对象,对其能否获奖开出赌局,给出赔率。

从时间上看,诺德豪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耶鲁大学度过的。1963年从耶鲁本科毕业以后,诺德豪斯直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指导下,仅用四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旋即回到母校耶鲁任教。又过了六年,也就是1973年,诺德豪斯晋升为教授,获得终身教职。从那时起,除去短暂的公职和社会活动以外,诺德豪斯一直都在耶鲁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诺德豪斯展示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潜力和卓越的学术洞察力,不仅深得导师的赏识,也吸引到了萨缪尔森的注意,这使他成为萨缪尔森生前选定的合作者,也是续写《经济学》教科书的人。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让诺德豪斯走上了研究气候变化——现在看来是光明的学术之路?

作为学术新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选择什么研究领域,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值得付出长期的努力。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进入一个有研究前景的、路越走越宽甚至游刃有余的学术领域。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学者研究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换句话说,学术研究其实是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荆棘之路,并非每个想要研究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也不是什么研究路径都能行得通。对于一位学者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自己研究的问题不再受人关注,甚至不再成为问题(如中国的计生政策)更悲催的事儿了。

让我们看看诺德豪斯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人类社会首次面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这一时期,有几起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环境觉醒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了,随后的中东战争造成的石油短缺使“车轮上的国家”感受到了可耗竭化石燃料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这时另一部令人沮丧的《增长的极限》出笼了。按照此书逻辑,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的问题,人类末日即将到来。为应对这些挑战,回应公众关切,联合国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可以说,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学者自然也不例外。

当然,诺德豪斯能够攀上学术高峰,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翘楚,除去上述因素以外,还有两条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过去50年的事实表明,环境保护,尤其气候变化,是一个真问题,值得付出长期投入;二是,几十年来,诺德豪斯没有四面出击,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而是始终关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其研究恒心和毅力也非常关键。

鉴于诺德豪斯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1987年诺奖得主索洛的弟子,又深得19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赏识,人们自然对他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诺德豪斯本可以在这些大树的荫庇下,舒舒服服做一些轻松研究的。所谓“轻松”,就是可以踩在巨人肩上,有大量研究文献可供参考。然而,诺德豪斯却选择了与导师不同的研究路径,选择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为研究对象。要知道,当时环境经济学才刚刚起步,气候变化更属新鲜事物,可供借鉴的参考文献非常稀少,相关领域更是一片空白,诺德豪斯闯入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领域。

面临的挑战是棘手的,这不仅是因为之前的经济学家从未关注过气候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充满了未知。要用自己生命中的几十年押注于气候问题的探索,无疑需要足够的胆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穷尽一生的努力,诺德豪斯终于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竖立起一座学术山峰,赢得了“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除去在耶鲁的教学和研究以外,诺德豪斯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过一些公职,还曾经是多个学术期刊的编辑。比较醒目的经历是,1977到1979年,诺德豪斯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86至1988年,他出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到1993年,担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2014至2015年期间,诺德豪斯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这几乎就是获诺奖的典型节奏,因为之前美国多位诺奖得主也都曾担任过类似公职。

除去在研究领域不畏艰辛,著述颇丰以外,诺德豪斯还长期坚持为耶鲁学生开设课程,直到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77岁的他仍在为学生讲授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几十年来,诺德豪斯不仅深受学生爱戴,而且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伯乐”。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曾温情地回忆自己得到诺德豪斯提携的日子。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是耶鲁大学的本科学生,当时他正在为是否投身历史学而纠结,这时他选修了诺德豪斯的一门资源经济学课程,由于期末论文写得不错,遂被诺德豪斯雇为研究助理,并渐渐喜欢上了经济学。后来,诺德豪斯鼓励他继续深造,还为他写了推荐信,这使得克鲁格曼本科一毕业就顺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自己太幸运了,因为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参见Lives of the Laureates: Twenty-three Nobel Economists. The MIT Press, 2014, p.382)

诺德豪斯和克鲁格曼的师生情一直维系得不错。几年前,当诺德豪斯的通俗读物 《气候赌局:温暖世界的风险,不确定性和经济学》(The 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出版时,克鲁格曼马上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洋洋洒洒,既温馨地回忆了他为诺德豪斯做助手的愉快时光,也毫不吝啬地大赞其书。

《气候赌局》一书综合并概括了诺德豪斯各种技术性研究报告,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人类面临的气候困局。此书的核心旋律是,生活在一个深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世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其中的风险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在诺德豪斯看来,“气候”就像是一个赌局,因为我们的不当行为,正在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我们自己注入严峻的风险。问题是,人类本来可以不必设立这一赌局的,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采取措施缓解和降低风险。

与诺德豪斯分享诺奖的是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教授,因为他们分别在“将气候变化、技术创新纳入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做出了贡献”。不过,即便是对两人的研究都有了解的人,也会认为他们的兴趣似乎相距甚远。诺德豪斯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的研究,而罗默从事的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研究,看起来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也难怪,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支的宏观经济学,早已成长壮大为枝繁叶茂的大树,二人实际身处不同的分叉上。如果要用一句话把两位学者长期关心的问题串起来,下面的表述也许是恰当的:未来人类需要借助罗默倡导的技术创新,以便更好应对诺德豪斯所担忧的气候灾难的出现。

若从两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中端详,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交集。例如,诺德豪斯的博士导师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巨擘索洛,而罗默虽以研究创新为己任,但落脚点却是在经济增长上。诺德豪斯虽未遵循寻常的研究套路,但却通过对气候问题的揭示,强调气候对于经济增长,乃至人类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具体说来,诺德豪斯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发出一种将气候科学和经济学融合在一起的模型,即气候与经济的动态综合模型(DICE),人们据此可以确定应对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如今,这一模型在科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对减排或者不减排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进而更好地采取行动。可见,诺德豪斯的模型具有极强的政策意义。比如,依此模型,当前缓解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法是将碳排放税按照每吨40欧元来征收,而欧洲目前的水平约为7.5欧元,于是,欧洲需要大幅提高相关税率。

严格说来,诺德豪斯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环境经济学家。过去这些年,诺德豪斯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例如,联合国1988年设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经常性发布的报告中就多次引用了诺德豪斯的研究结论。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诺德豪斯构建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导出的结论,以及据此给出的政策建议都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

直到最近,仍有一股顽固力量认为气候变化是场骗局,是少数人为吸引眼球进行操纵的结果,一些经济学者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根本不值得研究,纯属浪费时间。暂且搁置这些说法的是非曲直,也不论它们的具体由来,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基本事实,如联合国连年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各国领袖汇聚一堂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以及在气候变化领域正在开展工作的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那么,再怀疑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真问题和真威胁,实际上就是在质疑国际社会的努力,否定众多学者的智商。就此,诺德豪斯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就像几十年前人们不愿接受吸烟导致癌症这一事实一样,今天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气候变化如同吸烟,在极端情况下是危险的。”气候问题怀疑论者的立场,也会让人联想到我们无法唤醒一位装睡的人的说法。

但愿诺德豪斯的获奖能够唤醒一部分人,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力量,为应对气候挑战采取更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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