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答红衣记者的提问?

2018-03-13 16:17 米其林 阅读 29035

作者: EIU

3月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会议议程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记者用44秒的时间进行了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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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会议议程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记者用44秒的时间进行了提问——

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国资监管职能是当下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作为国资委主任,2018年在这一领域您将会推出哪些新的举措?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的倡议,国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么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得到有效监管,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监管的效果又如何?请您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回答道:

国资委成立以来,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工作的关键是对照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国资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系统性,使全民财富更加可靠。

近年来,中央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我们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了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出台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下一步将继续完善制度建设、规范经营严格管理、严肃问责打击腐败、推动开放合作,加强央企海外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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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推进,当前是关注中国企业国际投资的大好时机。对中国企业而言,哪里是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三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如何选择?

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 )的最新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的增长前景,似乎已趋于黯淡。2017年前十个月,中国ODI同比骤跌40%。中国政府遏制“非理性”境外投资的政策,目前看已颇有成效。

尽管如此,当前仍是关注中国企业国际扩张的大好时机,ODI的下降是暂时的。尽管审批程序更复杂,但中国企业不会停下走出去的脚步。

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没有改变:通过开拓新市场、获取先进技术来实现营收增长;更何况,“一带一路”倡议为一些企业走出去注入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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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排名前十的多为发达经济体,但新兴市场排名显著上升。新加坡超越美国排名第一,而2013年和2015年两次排名中美国都位居首位。香港升至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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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升温,表现为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更多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同时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多宗中方投资交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已明显趋紧,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势头更有增无减。尽管如此,从并购目标和市场机遇上看,美国仍极具吸引力。

由于我们增加了经济增速和“一带一路”政策所占的权重,本次更新中有不少发达国家排名下降。中日关系在2012-2014年一度跌至冰点,此后双方外交关系虽有改善,但日本排名还是从原先的第六位降至第14位。2016年的一份公开调查显示当年只有11.3%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远低于前几年的比例。

其他排名下降的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从第三位降至第五位)、加拿大(从第四位降至第八位)和德国(从第13位降至第20位)。英国降幅最大,跌落28位至第40位,因为我们对英国脱欧后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更为悲观的预期。

当然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表现都这么糟。2013年和2015年韩国的排名分别为第28位和第八位,目前上升至第七位。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紧密,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但两国在最近一年的外交争端升级,这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会影响中方对韩国的投资。

在发达经济体排名下滑的同时,诸多新兴市场国家排名上升。马来西亚从2015年的第20位跃升至目前的第四位。该国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对中方投资持欢迎态度。排名显著上升的国家还有哈萨克斯坦(上升29位至第12位)、泰国(上升20位至第18位)和伊朗(上升33位至第19位),它们都是“一带一路”国家。

金砖国家的表现则两极分化。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其排名随之上升14位至第10位。南非的排名也上升了七位至第43位。但巴西的排名下滑了18位至第52位,主要因为国内政经领域的矛盾加剧了研发投入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印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印度的排名也下降了八位至第36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的增长前景仍最为强劲,包括华为(电信企业)和小米(家电企业)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都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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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中方ODI增长最为强劲的一年。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飙升了44.1%达到1,70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

然而,境外投资规模之大引发了政府决策层的关注。由于担心部分ODI是为了规避资本管制,同时企业(尤其是国企)对回报率低的项目投资过大,因此政府从2016年底开始收紧审批程序,一直延续至2017年。

政府在抑制“非理性”ODI的同时,也对战略性或“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予以政策倾斜。201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相关指导意见以促进ODI的“健康增长”,将投资划为“鼓励”、“限制”、“禁止”三大类。房地产、酒店、影业公司、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被列为“限制”类投资领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才可投资。

随着政策的收紧,中国的ODI大幅下降。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0月ODI同比下降40.9%,同时投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在政府重点管控的领域,如房地产、体育、娱乐业等没有批准任何新的并购交易。

因此,2017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下降,相应的传统领域的投资占比则出现反弹:2016年大宗商品和能源领域的ODI在总量中的占比不足三分之一,而2017年这一比例大大上升。

image.pngimage.png  “一带一路”项目集中在基建领域,主要形式是利用中方提供的贴息贷款支持对外承包工程。此类贷款一般直接提供给接受国政府,条件是后者将贷款用于有中国企业参与的特定基建项目,有时接受国可以用自然资源偿还贷款。此外,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会直接向承担“一带一路”的国内企业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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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对外承包工程迅速增长,但中国向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没有显著上升。中方的确完成了一些颇受瞩目的并购交易,但主要集中在“安全”的国家:最大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17年7月,万科牵头一个中方财团投资116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的普洛斯物流公司。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了18.2%,达到148亿美元。而在2016年,中方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则下降了2%至145亿美元。2017年也没有什么起色:1月至9月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进一步下降了13.7%。

ODI审批自2016年以来收紧,这可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遏制作用,但中央政府表示,收紧审批是为了遏制“非理性”投资而不是针对“一带一路”投资,后者仍具有政治优先级。由此看来,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下滑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犹豫,因为沿线国家的经营风险较高。

此外,尽管政府可以借助优惠贷款鼓励国企投资“一带一路”,民营企业的反响却不甚热烈。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认识更为透彻,并且由于不能享受国企专享的相关政府保障,它们对相关投资的态度更加谨慎。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之一是在机遇和风险达成一定平衡的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基于中国海外投资指数,图中右下象限是我们定义的“高机遇、低风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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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脱颖而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具有突出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具备高机遇、低风险的投资环境。“机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点:经济增长强劲、出口制造业前景良好、欢迎外资(在马来西亚,数个中方投资的基建工程已落地实施)。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属于“高机遇、高风险”。想投资当地市场,企业必须采取措施管控投资风险。

来源: JIC投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