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灰犀牛”

2017-09-19 16:02 佩佩 阅读 16994

作者:马浩亮

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灰犀牛”这一源自西方经济学界的词汇,首次登上中国最高层官媒的头版,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而这一词汇的“见报”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除了系《人民日报》首度使用之外,还与其发表时机密切相关。此前的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上升为新高度。17日是金融会议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很显然,“灰犀牛”的亮相,绝不仅仅是普通“评论员”的关注,而与金融会议上的高层思路方向密不可分。

一时间,资本市场谈“牛”色变。“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克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根据他所着《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黑天鹅”不可预测,突如其来;而“灰犀牛”则是长期存在,积纍严重,并且可预见、早有预兆,但因重视不够、未能及时防范解决,导致爆发重大危机。这就犹如非洲草原上体型笨重、反应迟缓的灰犀牛,一旦发怒狂奔,其冲击破坏力量足以造成重伤乃至毙命。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每一次“黑天鹅”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次贷危机中,美国房地产泡沫、信贷过度膨胀等迹象早已显现;欧债危机中,欧洲多国债台高筑、财赤超标问题也非突如其来。在这些危机中,“灰犀牛”风险未得到妥善应对,最终酿成危机。

《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十天之后,官方首次对“灰犀牛”作出了清晰的权威解释。7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指出:“对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王志军指出,中央非常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要求守住底缐,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缐。“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类事件都有可能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缐。所以对这类问题要增加危机意识,要坚持问题导向。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2017上半年经济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实体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还比较艰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下半年要着力做好六方面的工作,积极稳妥化解纍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治金融乱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外资和民间投资,以及做好民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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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经济学家将最大“灰犀牛”的帽子扣在了房地产头上。

房地产泡沫是最大“灰犀牛”

众多经济学家将最大“灰犀牛”的帽子扣在了房地产头上。在他们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堆积着类似美国次贷危机前夜的巨大泡沫。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行业,一旦房价出现大幅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影响到上下游四十多个行业,而一般居民的大宗消费中,买房、装修、配置家电列前三位,这三项又与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地产是周期之母,可见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周期的重要性。层层加码的房地产市场,未来发生拐点的可能性很大。要采取措施,防控房地产可能带来的风险。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同样认为,房地产泡沫是毫无疑问的最大“灰犀牛”。另一方面房价调控却陷入“空调”的境地,不断逼空,导致很多人产生“房价永远不会跌”的错觉。环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都符合两个特征: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并不稀奇;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鉴,美国家庭平均房贷支出与收入比从2000年之后快速上升。2000年时该指标为65%,但2006年时已经是99%,无限接近房价的压力极限。当家庭的全部收入只能用于房贷支出时,崩盘是早晚的事情。2007年这一指标达到了惊人的101%,突破极限后旋即爆发危机。2006-2016年间中国家庭房贷支出与收入比从33%上升到了67%。

天风证券认为,这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中国的“灰犀牛”可能开始动起来了。但是幸好中国现在的房贷收入比相比美国爆发危机时的水平,还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离“灰犀牛”还有一段安全距离,这给了平稳跨越债务周期的空间。image.png

环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都符合两个特征:一是周期长;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表示,房地产调控具有周期性和差异性。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去库存任务仍很艰巨。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房地产泡沫,而且都出现过破灭,所以这就是“灰犀牛”。中国为什麽将金融风险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大城市沉淀了泡沫,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破灭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今年3月以来,楼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一向与房地产关系不大的司法部也出台新规,要求公证处对于委托办理房地产交易手续的公证,不再全程一次性公证,而是一事一公证,每个环节都要单独公证。这无疑将大大延长房地产交易流程,客观上起到抑制炒房的效果。各地相继出台“租购并举”“共有产权房”,从供给侧着手,如北京出台《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但顾云昌认为,共有产权的出台是为了抑制房价上涨的说法本身是有失偏颇的。从长效机制来看,其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完备的、全覆盖的、公平合理的住房供应体制,实现“住有所居”,而不是过去的“居者有其屋”。其实,影响房价的归根结底是供求总量和供求关系,如果共有产权房的供应量很大,商品房房价才会受影响。

顾云昌指出,楼市是有周期性表现的。2016年楼市发展到顶峰,2017年房地产整个销售情况和房价开始出现下行趋势。因为调控政策之后,观望者更多,房价增幅缓慢,甚至出现环比下降,预计2018年楼市将继续下行,并处于低迷状态。但由于中国土地市场的特殊性,楼市泡沫实际上也是地价泡沫的主要表现,房价中所含的地价比重不断升高,自然会催生楼市泡沫。但现在中国还在城镇化建设当中,需求依然很旺盛,尚不会存在“灰犀牛”事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同样持有审慎的乐观。他认为,房地产对于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的确巨大,但泡沫破灭、引发危机的风险和概率并不很大,“灰犀牛”还不是很近。

连平指出,“灰犀牛”的定义主要是两点,一是概率大,二是影响大。如果是从房地产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来看,影响巨大是够得上条件的。房地产离不开金融,属于资本和金融属性非常高的一个行业。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定是和金融在这个行业中间的运作出现很大问题伴随而生的。

房地产金融主要是两大块,一是银行给房地产提供的融资;二是非银行的诸如信托、债券、股权等许多的融资渠道,但总体来说规模不大。真正规模大的,就是银行信贷,一直保持在几万亿,当中又包括开发商贷款、按揭贷款两大部分。

连平指出,开发贷最近几年始终增速偏低,低于整体银行信贷增速,在银行业信贷中的占比在下降。而银行本身管控开发贷也比较严格。开发贷的不良率不到1%,风险水平较低。按揭贷款虽然增速惊人,但现在也未达到非常危险的水平。此外,中国储蓄率较高,居民在银行所拥有的资产远超负债,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看风险也不大。另一个指标是按揭贷款和GDP的占比,中国目前按揭贷款加上公积金贷款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而日本达到40%,美国在50%以上。中国的首付比例也比较高,能为银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且按揭贷款增速呈回落趋势。

连平认为,中国还有时间筑牢防缐,改变风险的态势,使得房地产能够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区间运行。

遏制资金外流初战告捷

在房地产调控的大逻辑下,一些企业似乎嗅到了风向的转变。7月19日,万达商业、融创集团、富力地产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万达商业将77个酒店以199.0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富力地产,将13个文旅项目以438.4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房地产集团,两项交易总金额637.5亿元。交易之后,万达商业及文化旅游将走上“轻资产”品牌经营之路。

但外界对这次交易,还赋予了其他的解读。万达商业板块的运行道路也并不平坦。6月22日早间,万达系多支债券突然出现大幅下跌,A股的万达电影也大幅跳水,上午收盘该股股价跌幅达9.87%,逼近跌停,随后万达电影临时停牌。

原因很快被挖掘出来。银监会要求几大商业银行提供对海航集团、安邦集团、万达集团、复星集团的境外投资借款情况及风险分析,并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这些都是近年海外并购非常活跃的“明星企业”。

这项收紧政策的背后,正是为了防范另一只“灰犀牛”,即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货币贬值、资金外流”。最近两年,受国内资产价格高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转型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下降至3万亿美元。

自2008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入了“快车道”,对外投资规模在2016年创下1701亿美元的最高纪录。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跨越式增长,达到438笔,较2015年增长了21%;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8%。梳理这些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可以发现,投资领域多集中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等领域。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降至29982亿美元,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缩水了25%。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动用的全部资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三倍,也才达到6600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外储缩水不排除“藏汇于民”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套汇交易获利平仓和资本外逃的结果。

跨境资本持续快速流出,很容易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给人民币汇率、国内金融稳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资本外流导致的负向循环,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灰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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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9日,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万达商业、融创中国、富力地产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此前万达融创的交易结构调整为:万达给融创13个文旅城,给富力77个酒店项目。

2016年12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表态,已密切关注到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其中特别指明,“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风险隐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房地产、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海外投资,不能简单化地判断不合理,毕竟投资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但从历史经验看,这些企业也许能从国外挣到钱,但基本不会回流国内。即使能回流,这种行业利润回报也不是很高,甚至反过来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金融稳定。

资本外逃的另一个途迳是一些企业往往利用“内保外贷”绕过海外投资的相关监管政策。所谓“内保外贷”,通常是以境外平台公司为借款主体,以境内资产作为抵押,向境内银行申请内保外贷,继而在债务违约的情况下,透过境内担保行对外履约,从而将境内反担保资产转移至境外。

路透社注意到,中国持续加强管制海外借款及资本外流之际,中国企业向外管局备案登记境外贷款担保的进度延误。5月起,中国外管局对于其认为依赖国内资金作为偿付主要来源的境外贷款收严担保登记。中国“政府几年前曾说过,海外债应该主要依赖海外的偿付资金来源,但过去的执行从来没有这麽严格。”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纍计达到481.9亿美元,同比下降45.8%。遏制资金外流,初战告捷。

影子银行“魅影”重重

经济学家刘胜军建议,在“灰犀牛”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投资者应当保持谨慎,尽量保持手中的流动性,千万别在泡沫破灭前冲进房地产市场做“接盘侠”,且要远离负债纍纍的大型公司和银行股,警惕庞氏融资陷阱。

而“灰犀牛”另一活跃的地盘正是银行。影子银行、非法融资都是最适合“灰犀牛”生存的环境。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银监会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明确提出着力防范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等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整治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等市场乱象。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日前发布《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评价称,中国影子银行治理初见成效,监管政策措施的加强顺利控制了银行理财产品和“应收款项类投资”等影子银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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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非法融资都是最适合“灰犀牛”生存的环境。

据穆迪测算,2016年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增长超过20%,达到6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86.5%,增速仍然较快。不过,与2015年30%的增长率相比,已有所放缓。

随着银行表外理财业务纳入中国央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及监管部门对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之间同业嵌套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作为影子银行业务中增长尤为迅速且融资余额占比最大的理财产品对接资产,比如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和基金子公司资管产品等,其增长正逐渐受到制约。

此外,监管机构在去杠杆和金融稳定间保持平衡,央行积极通过逆回购和非传统定向流动性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对其他存款机构(主要是政策银行、商业银行)的债权占总资产比重快速上升。穆迪董事总经理迈克尔·泰勒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增加对银行体系的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场流动性收紧的影响,同时监管机构为落实新的政策指引提供了缓冲期”“监管机构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确保信贷与流动性收紧不会引发金融动荡”。

不过,穆迪同时提醒,银行间同业持有的所有理财产品余额占比从两年前的3.3%升至2016年末的20.6%。银行购买他行理财产品的比例提高,推动了2016年理财产品的增长。批发理财产品投资者占比升至历史高点。这加大了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联。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动性依然紧张,某些依赖影子银行业资金的借款者的再融资风险逐渐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8月11日发布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对同业融资的依赖程度,引导金融机构做好流动性管理,拟于2018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对其他银行继续进行监测,适时再提出适当要求。

央行报告强调,当前,应从统一同类产品的监管差异入手,建立有效的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制度。一是分类统一标准规制,逐步消除套利空间。二是引导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三是加强流动性风险管控,控制杠杆水平。四是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五是加强“非标”业务管理,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六是建立综合统计制度,为穿透式监管提供基础。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8月10日发布了《中国银行业CEO季刊》指出,2017年中就有很多中国银行有了警觉,大幅提高了拨备,这是为了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不确定性——“灰犀牛”做准备,这些银行的2017年报中会有所反映。

对于中国商行的资管业务,麦肯锡仍然表示乐观。但也表示,随着2017年标志着大资管行业进入强监管周期,银行理财2004-2015年每年50%以上的增长速度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强监管周期,商行资管原有以融资类业务出表、多层嵌套监管套利、利用同业理财做大规模的业务模式注定不可持续。同时,以刚性兑付为隐形担保的预期收益模式也将面临挑战。商行资管业务转型迫在眉睫。

国企去杠杆首列重中之重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殭尸企业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样强调,“深化国企改革,把降低国企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有效处置金融风险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缐。”“国企去杠杆”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还是史上首次。

目前,中国的高杠杆率主要集中在非金融国有企业。根据中国社科院测算,截至2015年底,金融部门、居民部门、包含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部门以及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21%、40%、57%和156%。财政部7月25日数据显示,6月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43.48亿元,负债总额94.13亿元,同比增长11.4%,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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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地方国企纷纷通过债转股降低杠杆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指出,国有金融机构多年以来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尤其是支持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先天关联,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杠杆高。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杠杆高的国有企业。去杠杆肯定是从国有企业着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锺春平表示,企业为了发展,往往会通过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借债,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用较小的权益资产支持起较大的经营规模,由此产生了“杠杆效应”。国企去杠杆侧重化解企业负债。

目前国企负债率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另一部分是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等。尤其在2008年中国推出了以“四万亿”为内容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以后,重点投向基建领域。但在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10%,只发挥了引导和撬动作用,信贷资金才是主要推手。国有企业在与之相联系的金融、地产、通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采掘、钢铁有色等行业都快速加杠杆,杠杆率急剧攀升。

另一方面,国企的高负债率与经济增速下降有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基本面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很难再见。一旦市场转差,企业经营业绩、盈利能力下降,高负债率的风险就会不断显现。在利润率不够高的情况下,高负债率长期下去将掏空企业,甚至导致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时代。

国务院去年10月相继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与《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考核机制,将降杠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体系。

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表示,国资委对一些高负债企业实施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管控,通过预算、考核、薪酬、投资管理等方面联动,加大管控力度。今年以来,在降杠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推动企业优化资本结构,鼓励企业通过IPO、配股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融资,改善资本结构,支持企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推动企业通过存量的盘活,来筹集发展资金,尽量减少对负债的依赖。

目前情况下,债转股和兼并重组等方式是去杠杆的主要途迳。多家国企与银行密集签约债转股协议。随着债转股的持续推进,目前已有12家中央企业签订了框架协议。首家市场化债转股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也于日前获批成立,注册资本金120亿元。

地方国企也纷纷通过债转股降低杠杆率。譬如,山西国资委、建设银行、潞安集团、晋煤集团就在今年上半年签署总规模200亿元的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促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广东省政府于5月明确要求积极推动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150亿元和广东省交通集团200亿元的债转股工作。

锺春平指出,首先,国有企业要提升风险意识,杠杆高意味着风险较高;其次,国企要减少盲目扩张。虽然国有企业获取资源比其他企业相对容易,但是扩张要张弛有度,不能过度。第三,国企要尽量减少所谓的多元化经营。因为国企多元化发展后摊子会铺得很大,业绩难免会下降,大多数企业多元化发展之后业绩下滑。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指出,高杠杆是“风险的源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是要把国有企业去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如果国有企业去杠杆了,企业部门的杠杆肯定要下降,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也会下降,这就是从源头上进行防治。不能为了保增长,任凭杠杆率继续回升。

地方债“开前门堵后门”

7月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7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积极稳妥化解纍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几次重量级高层会议,共同释放了严控地方债的强烈信号。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在7月28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86万亿元,全国人大批准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是18.82万亿元。他表示,去年政府负债率为36.7%,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但局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穆迪分析称,由于中国需要继续实施政策刺激,以实现经济强劲增长的目标,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体系整体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特别是政府和政府相关实体(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支出将会上升。预计到2018年和2020年,中国政府的直接债务将逐渐升至GDP的40%、接近45%。

2014年8月新《预算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以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2014年10月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也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随着43号文的推出,一些地方政府另觅他迳,利用PPP(公私合作模式)、政府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让地方债这只“灰犀牛”继续生长。

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PPP在一些地方变成政府的融资工具,隐性举债问题愈发严重,丧失了其原有功能。从统计数据看,PPP的发展热潮始于2014年四季度,到2015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加速。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按照财政部相关要求审核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共计12287个,纍计投资额14.6万亿元。虽然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超过10%,但现实中仍有些PPP项目通过多种方式超出这个规定,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分析:PPP按照正式要求,是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来建设一些项目,因此政府要有股权投资。但如果资金不足,那麽在组建PPP项目时,政府就会先向银行借钱然后再投入到项目里。这样的话,明面上是股权投入,实际上是债款。这种“名股实债”的方式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和压力。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另一种是快速冒起的新融资模式。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文),明确指出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来直接扶持企业。此后,各地政府将原来的政府补贴改为产业引导基金。2014年,全国新设立政府投资基金76只,目标规模2122亿元。2016年已经暴增至1013只、53316.5亿元。表面看,产业基金似乎不增加政府债务,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对有限合伙人一般都会有隐性担保条款,变成政府的或有负债。

在“开前门堵后门”的理念下,政府首先严堵“后门”。7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地要落实属地责任,堵住“后门”,坚决遏制违法违规举债。坚持分类指导,继续整改违法担保,纠正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

此前,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对PPP的适用范围、项目发起、实施、监督管理、争议解决以及违反条例需承担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规定。

不过,新的“前门”同时打开。7月21日同一日,财政部公布了89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提出2017年优先选择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两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指出,“开前门堵后门”的监管思路,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渠道去融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说,在“开前门堵后门”的思路下,正规渠道的融资额度将会被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债的发行量可能会增加。而原本地方政府通过城投、担保等非正规渠道的债务快速扩张机制受到抑制,空间也缩小。在规范融资的趋势下,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速度会有所减缓,总量上会略有下降,内部将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穆迪指出,由于中国的GDP增长率可能会保持在与其他主权政府相比较为强劲的水平,中国政府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来支持经济,并且资本账户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中国仍可抵御负面冲击。

国务院参事夏斌提醒,面对已经积纍的大量金融风险,要讲究监管策略,政策转化中要讲究策略。要警惕由于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不力,而造成不该有的经济剧烈震荡,对经济稳定带来重大冲击。因此在总体上,为应付可能会飞来的“黑天鹅”,一定要未雨绸缪,要有总体谋划。

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杨伟民则代表决策层对外表态:对这些风险要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化未来的大震为今天的小震,一点一点去处理,不要让其最后引发大的系统性风险,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宁可现在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要求,但也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来源:东方财经杂志